为
——我看聂树斌案的再审
据《南方周末》上周报道，聂树斌案的申诉已被接受，进入了最高法院再审的审查立案阶段，虽然王书金案并未“中止诉讼”，但他的死刑不会被“轻易”核准，证人性命暂时无虞，事情或许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着。再审的审查对象是生效判决，将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是否错误和审判程序是否合法。由于涉及法院利益，再审从来艰辛异常。君不见衙役如狼似虎，神州冤狱遍地，铁路线上络绎不绝，永定门前人头攒动，但通过再审翻案者几希。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北京城不相信血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庶民犯法与王子和黑社会同罪，都只是美丽的传说。
但这个消息仍然令人振奋，因为公正的再审有助于重塑司法的公信力：聂树斌沉冤昭雪，等于还冤死者一个清白；再审维持原判，无异于还河北省一个清白。考虑到河北政法委的拖延调查，两年来对调查结果的秘而不宣，以及对王案指控的工于心计，洪洞县衙能否公道饱受质疑，河北回避聂案的再审和王书金案的审理，已经十分必要。
杀人偿命似乎天经地义，“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没有余地。至于程序，由于没有证据排除原则，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口供一旦打出来也能当证据使，因而聂树斌是否遇到了刑讯，口供是否给他定了罪，估计很难查清楚。印象中，刘涌的死缓判决，辽宁高院有过不能排除“刑讯逼供”情形存在的闪烁其辞，但马上就有人主动上门要了他的命——连注射用车在开庭之前就早早到位了——只要自认为正义在手胸有成竹，最高法院照样未审先定，但这就是错案发生的原因。
所以再审的关键，是看指控罪名到底有无证据。法律不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也不要求他证明自己无罪，全面收集证据践行不枉不纵，既是检察机关的职责，也是国家对公民的承诺。控方有义务证明聂树斌有罪，后者无义务证明自己无罪。只要控方没能提供排他性的、足以证明强奸杀人的证据，判决便应推翻，聂树斌即应昭雪。
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是一贯的原则，人人耳熟能详。王书金奸杀康女士的供述，在他那里是口供，到聂案的再审中就成了证据，而且是足以启动再审的证据。命悬一线的王书金，无疑是聂案的关键证人，虽然他的话未必有人肯信，但他死了就能让聂案变成一笔糊涂帐。所以，在聂案再审审结前，以任何方式杀掉王书金，哪怕是以法律的名义，都与毁灭证据无异——黑锅还背在聂树斌身上，王书金心愿未了，该不会自寻短见。一旦王书金有个三长两短，最大的嫌疑人就是公门。
对王书金的“刀下留人”，已经是司法自信心和公信力的试金石。不论公正的重审结论如何，我们都该铭记王书金，都该感谢他在最后关头的良心发现，把死刑的惨烈和死刑滥用的后果用这样的方式暴露无遗。人命关天，不论是已经作古的康女士、聂树斌，还是行将就木的王书金，他们的性命都值得我们深深敬畏。跟聂案真相和聂树斌的清誉相比，任何人的脸面、荣誉和党性都已经微不足道。
关心王书金的命运，就是关心聂树斌案的真相，就是关心你我自己的命运。从这里反思刑罚功能是否该满足于报复性惩罚，从根子上让悲剧不再重演，才是要紧的。严刑峻法从来乏善可陈，我甚至奢望假如所述属实，王书金能获得特赦而免予一死——杀掉这个对自身罪恶充满悔恨的人，并不能让死者复生，也不会让社会和谐，而且是莫大的罪过。
期待最高法院以对法律负责的精神，公开公正地主持对聂树斌案的重审，既不要俯身屈从权贵，亦不必刻意顺从舆情。既然是制度使然，那么即使聂树斌果然被冤枉了，动用国库补偿亲属抚平创伤的同时，建议当局无须过分追究经办人员的个人责任，因为同样的邪恶，属于我们所有的人。
我认为，假如能由此推动刑罚制度的人性化变革，九泉之下的康女士、聂树斌和生死未卜的王书金，其生命价值与废止了收容遣送陋规的孙志刚、质疑了城管机关合法性的李志强、崔英杰难分伯仲。为康女士、聂树斌和王书金建立这样一座纪念碑，让他们提醒我们时刻警惕死刑随时可能变成私刑，更让它不再如此惨烈和随意。
我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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