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六月三日，距离一九八九年的那个血腥之夜，已经过去了十八个年头。跟往年一样，我带着全家再约上三五好友，在辖区内两位好心警察的陪同下，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事实上，从一九九零年六月三日起，每到这一天我都会回来默默还愿，以凭吊当年死于国难的先行者。至于为什么偏偏选择三号而不是捱到四号，是因为血腥屠杀始于三号晚上九时许，戒严部队午夜前便已完成了对广场的合围。所以在我的心目中，将八九惨案命名为“六四”，反倒不如“六三”准确。只不过，在警察陪同下还愿对我来说是头一回，估计也是最后一回，明年的今天我应该不会有机会再来了。
去年的六月三号，由于事先公布了“还愿”的行程，北京市公安局只好以违法“传唤”来搅黄了我的这桩“私事”。为避免同样的尴尬，双方从上个月起便频繁磋商。警察奉命到家里告诉我，“上边儿”希望我别去广场了，要去也最好悄悄地去，“只要你心里有，在哪儿都能还愿不是，何必搞得满城风雨呢？”我则以“上边儿”平日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一到节骨眼儿上跑来就想抱我这佛脚，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再说它又不是我的“上边儿”，就为了让它能交差，搞得我自己不痛快，这对我不太公平。既然阻止我的唯一理由，只能是再次“传唤”，而“上边儿”这回好像还没能下定决心，于是条件只能是如此达成：我不再事先公告，但必须接受警员陪同。
十八年过去了，还这么草木皆兵的“敏感”如故，缘于当事人缺乏反省和忏悔。“六四”的心结，既是我们的命门，更是和谐社会的软肋，除非消除禁忌坦诚沟通，否则谁都难以真正走出来。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参与的热情横遭窝心脚，监禁流亡“党锢”接踵而至，讨还血债和底线公道，是必须的和负责任的；对于当局而言，做了亏心事自然担心鬼叫门，一到了日子就杯弓蛇影地举措失当，这已经是本能的反应，难以自持。或许只有等到“六四”问题真正解决的那一天，历史的包袱才能最终卸下来，否则这段历史便永远都会是现实。“六四”不仅煎熬着我们，也没有放过刽子手。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前提必须是，屠夫先把自己手中的屠刀放下。
在邓小平身后的十年，台上诸公个个黑发浓密，没谁真像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隐藏在一幅幅宽边儿眼镜背后的面孔，无不透着路易十五那种“洪水滔天若等闲”的无畏和无所谓。放眼海内外昔日同道，天天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党同伐异无事生非，早就被东西方主流社会给边缘化了。但凡少了那份以天下为己任的坦荡，人自然就会沦为遗老遗少或者残渣余孽。随着对时局骤变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我愈发担心洪水滔天的那一天，或许真的是为时不远了。
抚今追昔，虽然江泽民拽着中国走进了“新时代”，但胡锦涛却无力牵引我们走出“新时代”。邓后的时局正应了“萧规曹随”这句古话，旧瓶装旧酒汤药皆不换，一代不如一代，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了。鉴往而知来，既然没谁能行看上去谁都不行，儒者惟有苦修“内圣”之道，才能做到“独善其身”以期理得心安。我常常在想，逝者无言亦无罪，不论学生、市民还是“平爆”的军警，不论是死于长街还是殁于刑场，所有的亡灵都能当得起这份微薄的祭奠与追思。这是因为，逝者无不死于国事，而“六四”悲剧是国殇和国难，忘记过去就意味着难免要重蹈覆辙。更何况，这段历史在当局极力掩饰和压制之下，至今依然是血淋淋的现实。
按照约定，我于七点四十五分进入广场，来到纪念碑西侧与家人会合。聪明的爱犬毛毛，从夫人手袋里露出了脑袋，直勾勾地看着我；儿子的目光被远处的风筝吸引，直到我为他买下一只。雨后的天空依然阴沉，广场的空气无比污浊；华灯虽已点亮，但国旗尚未落地。北侧的游客们伸长了脖子，注视着两排刺刀行礼如仪，我感到了刺鼻的血腥和肃杀。在无数职业性目光的注视下，我走到纪念碑北侧中轴线上，驻足等候友人前来聚首。除了见见要来的弟兄们，我今天还得替王丹和业师吴仁华奉上寸心，因为对此我已有承诺。或许“上边儿”担心，广场上覆盖所有角落的摄像机不足以记录“上坟”的细节，一位红衣少女始终徘徊在我的身边拍个没完。
十八年过去了，还这么草木皆兵的“敏感”如故，缘于当事人缺乏反省和忏悔。“六四”的心结，既是我们的命门，更是和谐社会的软肋，除非消除禁忌坦诚沟通，否则谁都难以真正走出来。
十八年过去了，还这么草木皆兵的“敏感”如故，缘于当事人缺乏反省和忏悔。“六四”的心结，既是我们的命门，更是和谐社会的软肋，除非消除禁忌坦诚沟通，否则谁都难以真正走出来。
从这里给丁子霖蒋培坤夫妇打电话慰问哀悼，已经是我每年必须要做的事。十八年前的今天，他们失去了年仅十七岁的儿子。捷连兄弟要是还活着，应该也有三十五岁了，他本不该用这样的方式离去的。白发人送黑发人，不仅是共产党领袖作下的孽，而且也是人类的悲剧。此刻，海外的采访电话连连打进，我告诉他们，祖国此刻万马齐喑，正假装一片祥和呢。我在心里默默地对逝者说：十八年来我坚守着自己，每年的今天都来陪你们一同度过；我还想问问亡灵：你们在那边儿过得好吗？人世间没能化解的仇恨，那边儿是否已经是如烟往事，还是往事并不如烟呢？
逝者无语，但“上边儿”却早就“绷不住”了。“制服”们如坐针毡，陪同的警察示意我该走了。我告诉“热锅上的蚂蚁”们：我在等一个朋友，约好了在此见面，她已经进入广场，见面后便可离开。可惜“上边儿”的频繁擦枪，终于不慎“走火儿”。八点五十分，一辆“依维柯”停到面前，十几身儿“制服”神兵天降，脸上的紧张一览无余，一迭声地只是要求“上车”，“配合”前往“分局”接受“传唤”。我坦承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凭吊“六四”，而且我每年都来！进而要求明示传唤的理由和依据，声明并无义务接受这种“传唤”。短暂的争执和推搡，造成了围观者甚众，现场曾一度混乱。大约十分钟后，我们被拉到近在咫尺的天安门公安分局。敏感时期的天安门广场，果然布下了天罗地网，连到场五分钟的张兢兢律师，居然也未能幸免，情急之下的她一口将警察咬伤。
对我的“依法传唤”，在大约半小时之后开始。“传唤”我的是一位王姓警官，八九年事变发生时他还在念初中。跟随他一起来的，是一位去年才从中国刑警学院毕业的年轻人，那时候应该还不记事儿。给我的感觉是，这两位都不是天安门分局的警察。他们先把今晚抓人的性质，从轻定为“口头传唤”；随即询问我的目的和到广场的过程细节，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六四”是政府做出了结论的历史问题，我到天安门广场这么个“敏感”的地方，倘有任何不轨都需承担责任，他还提醒我以后要注意自己言行的分寸。
我告诉他们：“六四”发生时你们都还小，定性的问题你们不懂，所以最好别跟我谈这个；政府为很多事情做出过结论，比如反右运动和文化革命，但事后证明都错了，因而政府的结论没有当然的权威性；“六四”悲剧的真相，是政府动用军队使用坦克和机枪，血腥屠杀和平示威的市民和学生；宪法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和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政府签署了联合国的相关人权公约，所以用行政权力限制公民到广场凭吊“六四”，这个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天安门广场是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今天的北京并没有实施戒严，政府也没有发布公告禁止公民来广场，法律更没有禁止凭吊“六四”的条文。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我的行为没有违法性。所以结论只能是，你们的所谓“依法传唤”，实质上是违法行政。
我还告诉他们：发生今天的不愉快，责任只能由现场的执勤者和天安门公安分局承担，应当由你们的“上边儿”来承担。事实上，我没有做出任何与普通游客不同的举动，既没想上吊更不打算自焚，甚至连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没有，因为“振臂一呼”的结果，只会是“警察云集”，这种做法不符合我的初衷。警方今天的过度反应表明，在应对并不存在的“突发事件”问题上水平过低，说明当局乃至胡锦涛温家宝，对于保持稳定缺乏起码的自信。我要他们转告“上边儿”：警察国家在现代社会中的形象是可耻的，乞灵于警察对社会的控制是可悲的。我希望明年的今天我再来时，现场执勤的水平要有明显的提高。虽说对今天的遭遇很恼火，我还是告诉王警官，这不会改变我倡导社会和解的立场，因为高压之下的稳定，只会造成仇恨的不断郁积，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当“传唤”接近尾声时，我反问王警官，你们发现了什么违法行为，非要如此这般地“依法传唤”我呢？他赶忙解释说，今天晚上从始至终，没人说过我有什么违法行为，但警方有权在认为需要了解有关情况时，“传唤”任何需要“传唤”的人，他只是说我有义务“配合”传唤。相视而笑之后，我说你们终于承认了，我今晚的所有行为都是不违法的了，那还费这么大劲传唤什么呢？他抓住最后的机会，表达了对我的所有看法一概不能接受的官方立场。在我的坚持下，上述对话都被记入了传唤笔录，包括他的表态性声明。我知道这份笔录，不是白写的，任何白纸黑字都会留下记录。
结束传唤走出天安门公安分局的接待室，已经是午夜十一点三十五分。天安门广场上方的天空，依然混浊血腥。六月四号上午直到此刻，我写完了上面的文字。陪同前来两位警察兄弟，看完了这届奥斯卡评出的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我买来了几十张盗版光碟放在车上，专门用来赠给我有幸与其交往的警察弟兄们。
浦志强
2007年6月4日23点40分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