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警察枪杀医生案调查的困惑

广州警官执法时枪杀了一名医生，众生出于自身安危很是关切，新任部长孟建柱想必也急得挠头，否则就无法解释部里边何以会高度重视了。广州市公安局很快发了个声明，通报了若干一面之词，给死者头上拍了一推不是，似乎他有该杀的理由活该被杀，警察有开枪的必要没办法不开，但考虑到政法委张桂芳书记老在鼓励警察用枪，这老兄又是几年前南都冤案的罪魁，再加上近年来死于黑枪之下的百姓多了点儿，而官方每次澄清的可信程度都不高，所以证人王燕铭的眼见为实，就显得越发重要了。 不光大伙儿想听听王燕铭会怎么说，海珠公安对他的金口更是重视异常，他要是把真相和假象都胡说出去，那可要了分局长的老命，警察鸣枪杀了一个医生不要紧，副教授级的医生也不过是老百姓，连累了一位局长交椅不是玩儿的，所以才不得不缠着他“协助调查”，哪怕一扣六十个小时也在所不惜。只可怜了这位搭错车的证人，深更半夜见到警察来查车，好人心里含糊都得先吓一跳，眼看着朋友死在身旁更是魂飞魄散，事后两三天了又见不到家人，边儿上除了警察就是专案组，心里话跟谁说该怎么说，的确犯难。 虽说王燕铭不能见光，有很多事还不清楚，但警察举措失当和有诸多蹊跷，很难说特别光明正大，却是显而易见的。以常理而言，既然你依法执行公务，只要正义在手成竹在胸，把个鸟人毙了也就毙了，没去大张旗鼓地庆功授奖，就算足够谦逊足够低调了，有什么必要这么惶惶不可终日透着特别理亏呢？再说局里的通报在调查前就已经说清楚了，还有必要调查吗？敏感而又蹊跷的调查，就摆明了警方心里发虚。 王燕铭不是犯罪嫌疑人，他似乎没有对某个贪官行贿，检察机关可以要他“协助调查”；调查的是枪击案不是交通违章，海珠警方是调查对象不是调查人，开枪的警察应该“协助调查”才对。王燕铭坐在车里，他成了枪击案的证人，协助调查好歹是客是在帮警察的忙，他不该被讯问60个小时；其次，不妨设想，街上有人杀人，凶手把证人控制了要求“协助调查”，这自然不对头，因为凶案该由警察调查，可这回是警察杀人，警察的大佬把证人扣住了“协助调查”不让露面儿，怎么想都觉得别扭。当然，要是专案组借海珠分局一块宝地扣押证人，似乎还好说一点儿，虽然照样说不通。 这年头儿年年被蛇咬，实在是怕死了井绳，不得不对警察多个心眼儿，不敢给个棒槌就认真。当年河北霸州的警察杜书贵枪杀路人，去年太原警察打死了北京同行，聂树斌被冤杀到现在都没人认帐，孙志刚惨死在收容所里，伏法的打手就真的一点儿不冤吗？该出事儿的凶手就没一个漏网吗？哪回都看他们高度重视郑重其事地调查，哪回都没听见痛痛快快地有句真话，从来都是黑箱作业嘀嘀咕咕的。我由此担心，扣住王燕铭“协助调查”是假，耳提面命“妨碍调查”是真。 广州警察在张桂芳的领导下一向又臭又硬，单凭北京前不久开了个会就不说瞎话了？我不敢说我不信，但老实说我看着实在是玄，何况真相从来不全是是真相。 浦志强 2007年11月16日 于北京

我看聂树斌案的再审

为康女士、聂树斌和王书金合建一座纪念碑！

——我看聂树斌案的再审

据《南方周末》上周报道，聂树斌案的申诉已被接受，进入了最高法院再审的审查立案阶段，虽然王书金案并未“中止诉讼”，但他的死刑不会被“轻易”核准，证人性命暂时无虞，事情或许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着。再审的审查对象是生效判决，将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是否错误和审判程序是否合法。由于涉及法院利益，再审从来艰辛异常。君不见衙役如狼似虎，神州冤狱遍地，铁路线上络绎不绝，永定门前人头攒动，但通过再审翻案者几希。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北京城不相信血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庶民犯法与王子和黑社会同罪，都只是美丽的传说。

但这个消息仍然令人振奋，因为公正的再审有助于重塑司法的公信力：聂树斌沉冤昭雪，等于还冤死者一个清白；再审维持原判，无异于还河北省一个清白。考虑到河北政法委的拖延调查，两年来对调查结果的秘而不宣，以及对王案指控的工于心计，洪洞县衙能否公道饱受质疑，河北回避聂案的再审和王书金案的审理，已经十分必要。

杀人偿命似乎天经地义，“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没有余地。至于程序，由于没有证据排除原则，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口供一旦打出来也能当证据使，因而聂树斌是否遇到了刑讯，口供是否给他定了罪，估计很难查清楚。印象中，刘涌的死缓判决，辽宁高院有过不能排除“刑讯逼供”情形存在的闪烁其辞，但马上就有人主动上门要了他的命——连注射用车在开庭之前就早早到位了——只要自认为正义在手胸有成竹，最高法院照样未审先定，但这就是错案发生的原因。

所以再审的关键，是看指控罪名到底有无证据。法律不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也不要求他证明自己无罪，全面收集证据践行不枉不纵，既是检察机关的职责，也是国家对公民的承诺。控方有义务证明聂树斌有罪，后者无义务证明自己无罪。只要控方没能提供排他性的、足以证明强奸杀人的证据，判决便应推翻，聂树斌即应昭雪。

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是一贯的原则，人人耳熟能详。王书金奸杀康女士的供述，在他那里是口供，到聂案的再审中就成了证据，而且是足以启动再审的证据。命悬一线的王书金，无疑是聂案的关键证人，虽然他的话未必有人肯信，但他死了就能让聂案变成一笔糊涂帐。所以，在聂案再审审结前，以任何方式杀掉王书金，哪怕是以法律的名义，都与毁灭证据无异——黑锅还背在聂树斌身上，王书金心愿未了，该不会自寻短见。一旦王书金有个三长两短，最大的嫌疑人就是公门。

对王书金的“刀下留人”，已经是司法自信心和公信力的试金石。不论公正的重审结论如何，我们都该铭记王书金，都该感谢他在最后关头的良心发现，把死刑的惨烈和死刑滥用的后果用这样的方式暴露无遗。人命关天，不论是已经作古的康女士、聂树斌，还是行将就木的王书金，他们的性命都值得我们深深敬畏。跟聂案真相和聂树斌的清誉相比，任何人的脸面、荣誉和党性都已经微不足道。

关心王书金的命运，就是关心聂树斌案的真相，就是关心你我自己的命运。从这里反思刑罚功能是否该满足于报复性惩罚，从根子上让悲剧不再重演，才是要紧的。严刑峻法从来乏善可陈，我甚至奢望假如所述属实，王书金能获得特赦而免予一死——杀掉这个对自身罪恶充满悔恨的人，并不能让死者复生，也不会让社会和谐，而且是莫大的罪过。

期待最高法院以对法律负责的精神，公开公正地主持对聂树斌案的重审，既不要俯身屈从权贵，亦不必刻意顺从舆情。既然是制度使然，那么即使聂树斌果然被冤枉了，动用国库补偿亲属抚平创伤的同时，建议当局无须过分追究经办人员的个人责任，因为同样的邪恶，属于我们所有的人。

我认为，假如能由此推动刑罚制度的人性化变革，九泉之下的康女士、聂树斌和生死未卜的王书金，其生命价值与废止了收容遣送陋规的孙志刚、质疑了城管机关合法性的李志强、崔英杰难分伯仲。为康女士、聂树斌和王书金建立这样一座纪念碑，让他们提醒我们时刻警惕死刑随时可能变成私刑，更让它不再如此惨烈和随意。

我倡议。

浦志强

2007年11月15日 于北京

真凶有义，公检法无情——聂树斌冤案难翻!

聂树斌扯上王书金，源于两桩命案。第一桩是康女士被奸杀，第二桩是聂树斌被枪杀。王书金自己作了第一单，公检法联手作了第二单。王书金承认作了第一单，公检法合谋想赖掉第二单。王书金不想让别人背黑锅，公检法就是要让人背黑锅。王书金挺仗义，公检法很不义。

聂树斌付出了生命，把哀伤留给了父母。没人知道，他有过何等的恐惧，没人了解，在做他这第二单时，他想到了什么。聂树斌知道第一单不是他做的，也知道第二单是谁做的；王书金只知道第一单是谁做的，却不知道第二单谁做了谁。

聂树斌没佘祥林走运，死了十一年的老婆还能现身；也没赶上谨慎点的公差，碰上了一群送命的无常，于是他送了命，把命送在了“命案必破”的公检法手里。河北荣誉是大局，大局总让人喘不过气来，杀了聂树斌就能穿口气，没人记得生命的鲜活。

王书金把萝卜拔了出来，公检法却想把它再摁下去。王书金想轻装上路，他头上神明还在。公检法豁不出去，得顾全大局。所以，铁案不能翻。唯物主义者，果然无所畏惧。

公检法的专家团队，联手就能战胜真相。铁了心也认得准，康女士不能复生，王书金马上会死，聂家水再大，谅也漫不过桥去。马上要做的第三单命案，就是杀掉证人王书金。知其不可为而有意为之，孔夫子勉励在做，但公检法轻而易举。

但没有王书金的自认，当初如此轻率夺人性命，也是天大罪过。证明聂作了第一单，那是官府责任，不是聂家义务。公检法把自己成两造的一方，自然挖空心思，不仅要人家证明没做，还要为申诉制造障碍。南方周末不了解省情，就敢说聂案“绝处逢生”，天真又善良，君子可欺之以方。

河北的传统，是破案神速，好歹都能破。承德四农民四次死刑，至今改正无期。那桩大爆炸，炸倒了四座楼，弄死了一百多，又聋又哑的靳如超，勇冠施瓦辛格，也能及时授首。杀掉王书金再做一单，顺理成章。

也许等到海枯石烂，爆炸案真凶现身，聂树斌才能重见天日。

浦志强

2007年11月2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