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是“烹小鲜”还是“崩爆米花”

浦志强

眼下的麻烦不少，大到社会对三农、环境、腐败痼疾的无计可施，小到百姓对医疗、教育和股市毛病的口诛笔伐，哪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对政府来说，好比打麻将时自家坐庄，眼瞅着三家停了牌，打出哪张都可能点炮。“治大国若烹小鲜”，显然是站着说话，因为老子没治过国，不了解这究竟有多难。假如把治国比作崩爆米花，火候儿大小揭锅早晚都挺犯难，也许更贴切。面对诸多矛盾，政府担心摁下葫芦浮起瓢，生怕打开瓶塞放出鬼来，恐怕情有可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的矛盾是几十年积攒起来的，化解也得从长计议。但回避矛盾不行，拖着不是好办法，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只会越积越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太弱智了，但若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也许会更愚蠢，因为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解决社会问题，也需要有个总的章程。新政究竟是骡子是马，能否带领中国“走出新时代”，该拉出来遛遛
了。

下车伊始少了些重要讲话，言语中间多了点亲民心迹，还把人权条款给修进宪法，新政看上去的确有了点儿新气象。眼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老百姓不指望政府清明，还能指望谁，所以也只能对新政寄予厚望。当然，新政对民间修宪打压得重了，对书生之见过于神经质了，对害群之马提防得小气了，把本单位一位老领导的丧事儿办得不好看了，该办的好事有好多没能办好。对这些，可以理解，但不应无怨无悔的全盘接受。

好多事儿其实都是表面问题，解决得不好也不一定会危及根本。农业问题各国都有，环境破坏人人无奈，即使到了共产主义党不在了，恐怕也还会有弱势群体，还存在公平问题。眼下只要做到公道自在党心，多想着点民生不易，挂念着子孙还要接着活，少干预点司法也就是了。要是让老子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标准都太高，因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只有“无为而治”最好。现代政府权为民所用，假如不打算回家卖红薯，就没有资格无为。新政只要能别让公权力做孽，那就是万民之福，然后才谈得上为民造福。公权力做孽的幌子，很大程度上是各式各样的政绩工程。

大跃进是政绩工程，结果是全民遭殃；为国企脱困而操纵资本市场，至少是让全体股民遭了殃。古往今来的政绩工程，从秦皇汉武的修长城伐匈奴，到隋炀帝的大运河和国初的三门峡，后来证明全都祸了国——不论城门失没失过火，总要殃及池子里的老百姓。新政要是老想“做几件实事”给人看，恐怕就是政绩工程的变种，甩不脱做秀的老套路。杀掉几个贪官，下马一个“铁本”，大小官员逢年过节到穷人家蹭顿饺子，或者到医院里跟传染病人拉拉手，都是用来塑造亲民角色的花拳绣腿。总理的批示能解决熊德明的欠薪，但阜阳官员照样敢欺骗总理，因为上下信息不对称，欺上瞒下对他有好处；拿掉再多的副省长，矿难也不会因此绝迹，因为挖煤的利润实在太高，而人命又太过便宜。所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政府确实很累。

新政除旧布新的根本，就是要有一个总的章程。要从尊重和保障人权做起，推动政府依法行政，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把公民应有的权利保护好，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信用和政治秩序。举例来说，政客要先讲信用，不能朝令夕改轻诺寡信，或者指鹿为马瞪着眼睛说瞎话；政府也要先守信用，把自己拖欠的工程款还给施工单位，才好意思拉下脸来敦促包工头给民工发薪水。当然，最好是把后一个问题交给法院，因为薪水问题不该归政府管——政府不仅仅是民工的政府，至少同时也是包工头的政府。

新政要想真的尊重宪法权威，也很简单。只要对公民权利消极一点，宪法就能落到实处。尊重人们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思，别让各级党政官员们乱来，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就都有了；尊重私人财产权，别让地方官串通开发商强拆房子，公平和环境都能逐渐好起来；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国务院就用不着天天为耕地的减少而犯愁；让那些有想法的人们自由结社，权力就自然会得到制衡，宪政目标也就有望实现了。

新政有所为有所不为，“治大国若烹小鲜”才有可能。任何政府都不是全能的，都得把社会的事交给社会去办；但政府也不应该是无能的，不论万民拥戴与否，每年收那么多税每天花那么多钱，都是民脂民膏，哪能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呢？要是能先管好自己，只做好份内的事，才显出新政的真功夫。千万别把烹小鲜当成崩爆米花，举着高压锅一味添柴加火，要是再把减压阀给堵上，早晚会“自杀性爆炸”，那麻烦可就大了。


2005年3月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