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六十八岁划线当“亮点”忽悠

回复鹤慈先生并各位网友：

要不是李劲松会后紧着发帖忽悠，扯着嗓子给李瑞环曾庆红立牌坊，我还不至于这么让人不舒服，又张嘴露出青面獠牙。我想连傻子都知道的道理，拿六十八岁划线 到点儿一律走人，本来就是一个因为谁都不想下又没啥好办法，平庸到土得掉渣毫无章法的办法，可是江湖上居然有人把这当成“亮点”忽悠。我心说你忽悠谁都 行，怎么能眼睁睁地把自己给忽悠瘸了呢？连范伟要是不遇上赵本山都不至于这样儿嘛！要是老用这么个傻了吧叽的规矩，就算我是李瑞环和曾庆红，我也得暗地里 恨死爹娘：也不事先算算日子看党代会换届时我到没到六十八，就撑得难受把我早生出来两年，结果亏进去两年多的“坐台”时间！谌容的小说《减去十岁》，里边 就有这个意思。

我不会打麻将平生也从不赌钱——所以更没人带着我玩儿牌，但我知道牌桌儿上有“买马”一说。桌子上的手儿齐了，瘾大的没机会了，但可以想辙参与，把宝押在 某个牌手身上，无论输赢都共进退，这就叫“买马”；单立规矩给自己加大赌注的，那叫“加磅”。我用的“买马”就是“押宝”。还有，骡子是马和驴的后裔，但 自己不能繁殖，想要“买马”下崽儿的走眼买回骡子来，等于投资蚀了本儿。那些倾心于曾庆红的人要是买他的“马”，他一下来就变成了“骡子”，“买马”的人 就砸手里了。既然看不准也了解不到真相，一门心思“买马”的多半弄回来“骡子”，那就别动不动像见了亲爹，先把自己弄得手足无措屁滚尿流，胡思乱想崇敬得 直冒傻气——其实你在局外，拼着老命地递好儿，人家既听不见也不想听，一点儿都不着调，等于白让人家看笑话。这么个写法得加注释，不然再过几天自己都忘了 想说啥。

从1998年以来，我就不关心谁上谁下了，谁都那德行全一个球样，江胡构建的就是勃列日涅夫时代。曾谢幕可贾还在，这就是让李劲松心仪的“亮点”造成的。 我对曾庆红好感甚于对胡温，更不用说老贾了，但这就像希望男足别非等到当了东道主时再出线一样，不能拿这帮球痞的脚丫子当饭吃，因为它长满鸡眼你不知把球 踢到那个门儿里去。不少人买了曾的“马”，但他们很快找到下一匹黑马，还会攒钱买的！这才几天哪，就有人帮李克强、习近平划道儿了，核计买谁的“马”更合 适，盘算着在习、李之争中站哪头儿了。要是老靠这才能让余生有所期待，老少爷们儿们就太可怜了。其实，曾在台上也没多大戏，下了台也不必如丧考妣，何况这 “亮点”对陈光诚案毫无影响。

　　民主墙时期的邓小平是新权威，买他马的比现在多，可他照样拔枪搂火儿。胡赵二位人死为大不说了，都是少有的悲剧 英雄，但反向淘汰让他们没机会。乔石如今在哪儿呢？行将就木混吃等死，眼看直奔八宝山了吧？李瑞环露个面儿，又能怎样呢？李长春刘云山比丁关根还可恶，照 样呼风唤雨让盛世鸦雀无声！朱镕基拖着上百口棺材，台上吆喝五年没能倒出去多少，几乎全在砸在手里，眼下不拉拉二胡儿听听京戏，你还能让他开棺材铺，或者 找一副自己钻进去？其实，他们本可为社会造福为生民立命，把在位时没做好的做几件，关心关心艾滋病，救助救助穷学生，弹压弹压败家子儿，最好能跟卡特戈尔 似的端几个诺奖回来，但他们想过干点儿人事儿吗？我这周到泰山招呼员工散心，听导游说起去年五一江泽民游趟泰山，不仅生把山上所有游客赶走，还要旅行社取 消全部合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简直是无耻之尤！不要光看胡温亲民把戏，还得知道胡锦涛到陕北过年送送温暖，那里究竟是如何鸡犬不宁的。

只要老拿六十八岁划线，我们就老能摊上这种混蛋，明明买的马到手就变成骡子！说这昏招儿是“亮点”的，不光眼神儿极度散光，简直连“亮儿”在哪儿都还没摸 着。顾城说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可你就这样用它来寻找光明吗？！别忘了有亮儿的地方，未必就有光明，“黑灯瞎火”那也是亮的！从汉语的角度看，我老觉得 “亮点”存在语病，不是个好词儿。它跟某些傻瓜张嘴闭嘴“共和国”不同，后者没有语病，只不过让这帮孙子给张冠李戴了，咱这里是帝国或者说党国，还不是共 和国。

所以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把想做该做的事做好，下自己的蛋，让他们开会最好。对这个只知道八荣不知道八耻的政党，最好就是臊着他们——别担心人家不 活了他们不是王朗。十七大早点儿开完有好处，不至于扰民过甚，开车进京少了好多检查站，跟了二十多天的警察也能干点儿正事儿了，这比什么都实在。

前几天有朋友说我跟中共温和派一个鼻孔出气，责怪为什么赞同构建和谐社会，还说看不到一点反对党的迹象。我想说，找个山头树起根竿子还不能变成反对党。二 十年来精英们组了不少党，徐文立胡石根都有过想法，但他们全是地下党，多少党部趁多少人，与反对党都不是一回事。反对党应有建设性得会说人话能办人事儿， 要对自己负责更得对社会负责，洁身自好尊重对手是第一位的。做人当不当反对党不重要，只要别当革命党或者地下党就行。

对不起大家，最近老是出言不逊得罪朋友，真是不好意思。

浦志强 2007年10月25日又及

梆子、麻将、包子铺——我看十七大

十七大无非是出梆子戏，不管台上多热闹，内行外行都只配看热闹，场面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尽在后台的股掌中。从来只看到 新人笑，谁曾想到过旧人哭？其实人家不想走，其实他们都想留，不过是因为这折儿唱完了，反正后台能歇脚儿。十七大又像一桌儿麻将牌，不论牌大牌小只讲究小 糊儿即安，哪怕小糊儿只崩了个屁糊儿，他也能接着再坐一庄。十七大还像一间包子铺，讲究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不管新包的吃剩的反正五年一屉。包子好坏全在褶 儿上，肉馅儿的纸馅儿的爱吃不吃，馅儿大的馅儿小的反正不是馒头，时候儿到了儿火候儿没到，只要到点儿就得揭锅。至于包子的口感如何，那就只能糊哩吧嘟 了。
“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说的是老百姓与十七大的关系。人家揭不揭锅下不下台，跟咱平头百姓没啥关系，有人非得代表别人，但从来没人想到过你。猜来猜去 的劳神费力瞅谁都有戏，相来相去竹篮打水看哪个都挺像，只可惜桌上台上蒸锅边上的，不管戴不戴眼镜是不是秃瓢儿，没有谁真像戈尔巴乔夫，全他娘的像勃列日 涅夫。既然咱吃不上肉馅儿的，眼下又当不了编导，一缺三都轮不上咱凑上去打两圈儿，腰里只够买头骡子的本钱，就算砸锅卖铁也买不起谁的马，所以还是踏踏实 实吃那锅纸馅儿的包子，用心琢磨琢磨日后的早点该如何打发，这才是正经。
遥想公瑾当年那可是一无所有，好家伙个个儿恰同学少年，就连在岸边击水都敢号称浪遏飞舟，没成想枪声响有情况，至今还溜达不成纪念碑。开始还巴望一两年能 行，五六年可能，十来年儿差不离，可回回落空。风水轮流转总到不了咱家，王侯将相还真得有种，怪只怪祖坟上有点风水还来自西伯利亚。回头看自家的地全荒 了，一想这再过十年可就糊了，皇恩浩荡起码得荡成芦苇荡，不光免你的人头税还免你的猪头税，可再大的恩典也架不住光长草不打粮食，这才醒过神来恍然顿悟： 下你自己的蛋孵你自己的鸡，这会还让他们自己开去吧！

浦志强

2007年10月24日

为郑恩宠案再致《解放日报》、《文汇报》、杨金志、陈斌等律师函

各位师友：
2007年10月25日上午，我在公证员见证下，向《解放日报》、《文汇报》及所属报业集团，以及文章作者杨金志和陈斌发出六份特快专递，要求他们就 《“桂冠”背后的真相——郑恩宠其人其事》一文损害郑恩宠名誉权问题承担责任。为便于他们回忆事情的经过，我附上了两年前的第一份律师函和四年前到那篇奇 文。
鉴于诉讼时效即将届满，而郑律师虽已出狱，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也已服满，但依然处在在上海当局的监控之下，就业、出行、通讯被严密限制，上海法院独立审案 的条件仍不具备，为避免胜诉权丧失，本人征得郑律师首肯，仍以这种方式行事。对于终将有机会伸张正义，我始终抱有信心，一旦条件允许，本案将进入诉讼程 序。
涉案文章内容失实，观点偏颇，对郑恩宠的人格多有侮辱。我认为，这篇文章对于新闻工作者，有借鉴意义，这个行业需要知道，既应对外争取自己的权利，更应对 内约束自己的行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功过是非自有公论，哪怕到地老天荒，作者难以逃避。所以，我们得帮帮他们。
如有打扰，特别致歉。
浦志强 2007年10月26日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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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师 函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解放日报》、《文汇报》暨
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杨金志、《解放日报》记者陈斌：
针对2003年10月29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刊登署名文章《“桂冠”背后的真相——郑恩宠其人其事》侵犯郑恩宠名誉权的行为，本律师受郑恩宠夫妇 的委托全权处理与各位的交涉事宜。为此，本人曾于2005年10月27日寄发特快专递，北京市第二公证处对函件寄送过程进行了证据保全。在文本公证寄出次 日，本人向各位传真发送了函件文本。关于郑恩宠及时主张权利的行为，现有律师函文本、特快专递寄发凭证、（2005）京二证字第32312-32317号 《公证书》，以及公证处存档笔录备查。只要诉讼时效还在，郑恩宠对各位的胜诉权便“硬硬的还在”。
自上次发函至今，我们一直期待各位能明辨是非，勿以善小而不为，能体面致歉以消除影响，甚至幻想能不拘形式地承认侵权以求谅解。然而令人遗憾，郑恩宠走出 提篮桥监狱已经一年有半，没收到各位哪怕私底下传递出的一丝歉意，各位仍在装聋作哑，仿佛白纸黑字的侵权事实从未发生。鉴于重新起算的诉讼时效又将届满， 为挽回报道对郑恩宠的不良影响，并为商讨赔偿事宜创造契机，本律师再次致函各位代郑恩宠主张权利，同时谋求诉讼时效再次中断。本件律师函的邮寄过程，仍将 委托公证机关进行证据保全，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函件寄发会导致时效重新计算，直到2009年10月的对应日期。
本人依然认为：各位撰写和刊发的报道之构成侵权，表现在文章内容严重失实致其名誉受损，他的社会评价因此降低，以及各位在文章中使用大量侮辱性言词，对其 的人格构成了实际贬损，亦即文章存在侮辱郑恩宠人格的内容。支持本人观点的事实是：文章称郑恩宠头上的“动迁维权斗士”、“反腐败英雄”、“著名大律师” 等“桂冠”，都是“被境外一些媒体和组织别有用心”戴上的；将郑恩宠维护拆迁户基本人权的合法执业行为，全都说成是以“谋取不当利益”为目的；将郑恩宠编 发拆迁法规的行为诬陷为“擅自编印、散发非法小册子误导群众”；文章还虚构了他在天山内衣厂“因违反劳动纪律、长期无故旷工而被工厂除名”的所谓“事 实”。不仅如此，文章还诬蔑郑恩宠在人才济济的上海“不过是无名之辈”，只是“因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被公安机关逮捕、经众多新闻媒体曝光才得以‘扬名 ’”；称他虽“自称‘精通法律’却知法犯法”，虽“自称为民请命却巧立名目索取费用”、虽“自称反不正之风却自身道德败坏”。各位在文章中，将郑恩宠刻画 成了一个“以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招摇撞骗；在阴暗角落里，却从事着坑、蒙、骗的勾当”的骗子，称他是“申城律师界违法乱纪且屡教不改的败类”。
自古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既然盛世谎言大行其道，不写假新闻就没资格做记者，也就没人有资格对各位求全责备了。按照本律师的理解，各位撰写和刊登这篇报道 时，想必有若干只可意会的苦衷，因为谁都知道在近年来的上海滩，某些话题属于令人闻之色变的敏感禁区。恰如郑恩宠从未奢望你们四年前便冒险调查当时如日中 天的陈良宇，本人今天也不曾期待你们立即挖掘已成昨日黄花的黄菊和王维功。见惯了媒体天天锦上添花，记者寻机信口雌黄，总觉得只要没过分攀附没主动投怀送 抱，除非大奸大恶或涉及大是大非，小小不严人云亦云亦无需过分苛责。但本案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有理由要求，你们至少不是必须如此刻薄地诽谤郑恩宠，哪怕是 仅仅迫于上命差遣宛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言以蔽之，即使不能不做这件“脏活儿”，你们也不是非得把“丑事”做到如此之丑！所以我们坚持认为，各位如此谋 篇布局这样遣词用语，只能说明内心过于卑劣手段太过刻毒，你们对郑恩宠太过分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郑恩宠不能容忍这件事就这样不清不楚的不了了之。
对郑恩宠维护自身权利的不懈追索，即使各位仍旧装聋作哑，都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这件事必须得有个了断。在上海法院就与郑恩宠相关案件的审判实现真正 的公正和独立前，除非他本人捍卫人格权利的立场改变，只要各位一天还没有低下头来，本人至少都会记得每隔两年便及时发函敦促一次，以保证他的诉讼时效不会 消灭！虽然各位已有的表现，已让人不再可能寄予过高期待，但我们仍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反馈。本律师尤其希望，文章的作者陈斌和杨金志两位资深记者，能反省你 们从业以来的所作所为，能明白自己今后究竟应该怎样做记者，能知道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和到底应该怎样写，能从媒体良知和新闻从业者的道德底线出发，以对事 实、法律、公众和郑恩宠夫妇负责的态度，以对自己良心、祖宗和子孙负责任的态度，正视文章构成侵权的铁的事实，尽快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刊登道歉 声明，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影响和取得郑恩宠的宽恕。
所有回复如果能有仍请寄至：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97号307室（邮政编码100025，电话010-85869176，传真号码010- 85869163）。我不希望看到各位依然保持沉默，更不希望再次得到北京市司法局的善意规劝。本律师再次忠告：任何企图通过行政当局限制被害人依法维权 和劝阻本律师依法执业的行为，只会给人民政府添堵和添麻烦，对纠纷的解决无济于事。一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若真的想让这件事走进历史，关键还要靠你们能 够把握现实。现在低头还来得及，虽然未必立地成佛，至少能发现回头是岸。
本人相信，你们在郑恩宠事件报道上的表现，将有机会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不良记录。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律师：浦志强
2007年10月25日

附件：1、2005年10月27日发出的第一份律师函：

律 师 函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解放日报》、《文汇报》暨
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杨金志先生、《解放日报》记者陈斌先生：

受郑恩宠及其夫人蒋美丽委托，本律师就《解放日报》、《文汇报》于2003年10月29日分别刊登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杨金志、《解放日报》记者陈斌撰写的 题为《“桂冠”背后的真相——郑恩宠其人其事》一文，侵害郑恩宠名誉权事宜发出本律师函，要求你们立即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 刊登道歉声明，并向郑恩宠夫妇赔偿精神损失。
2003年10月29日，《解放日报》在第2版、《文汇报》在第8版分别刊登了由《解放日报》记者陈斌和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杨金志撰写的《“桂冠”背后的 真相——郑恩宠其人其事》一文。该文在引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郑恩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案一审判决书主要内容之余，捏造事实并恶意使 用侮辱性言词贬低郑恩宠的人格，导致后者的社会评价降低，对其名誉造成了实际损害，并给其本人和亲属带来了精神痛苦。
一、报道内容严重失实，致使郑恩宠的社会评价降低。
文章作者杨金志和陈斌，以新华社记者和《解放日报》记者身份，在未对上海市拆迁诉讼状况进行起码调查的情况下，无视郑恩宠为数以百计的上海拆迁户艰难维权 的事实，撰文指称郑恩宠头上的“动迁维权斗士”、“反腐败英雄”、“著名大律师”等“桂冠”，都是“被境外一些媒体和组织别有用心”地戴上的；作者对郑恩 宠依法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正当性过于迟钝，对升斗小民在大资本重压下蒙受的苦难熟视无睹，即对其维权行为肆意歪曲，指其是为了“谋取不当利益”；作者 本应轻易了解到郑恩宠编印散发的，不过是国家和上海市有关拆迁安置的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目的是普及法律知识以便拆迁户能理性处置自身权利，却在文中以 “擅自编印、散发非法小册子误导群众”的行文混淆视听；作者本应敏锐地意识到，上海地方公安检察当局对周正毅事件的养痈成患负有失察责任，却轻率地以未曾 在上述机关见到郑恩宠有关举报文件为由，否认其人尽皆知的抗争行为；文章还称郑恩宠在上海天山内衣厂期间曾“因违反劳动纪律、长期无故旷工而被工厂除 名”，但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
二、文章有意使用了大量侮辱性言词，对郑恩宠的人格造成了贬损。
报道中使用了大量侮辱性言词，对郑 恩宠的人格进行贬损。报道称郑恩宠对头上的诸多“桂冠”“得意洋洋”，但“其实在人才济济的上海”郑恩宠“不过是无名之辈”，只是“因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 密被公安机关逮捕、经众多新闻媒体曝光才得以‘扬名’”；更有甚者，称郑恩宠是“申城律师界违法乱纪且屡教不改的败类” 、说他“自称‘精通法律’却知法犯法”，说他“自称为民请命却巧立名目索取费用”、说他“自称反不正之风却自身道德败坏”，说“大庭广众面前，郑恩宠以一 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招摇撞骗；在阴暗角落里，他却从事着坑、蒙、骗的勾当”等等。上述侮辱性言词贬损了郑恩宠的人格，损害了郑恩宠的名誉。
三、报道构成对郑恩宠名誉的损害，侵犯了郑恩宠的名誉权。
公民的名誉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我国法律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郑恩宠捍卫自身名誉的民事权利，不因其眼下在押犯的处境而有所变化。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或者文章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并造成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均属构成侵害他人 名誉权；对于因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也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桂冠”背后的真相——郑恩宠其人其事》一文的作者新华社记者 杨金志和《解放日报》记者陈斌，显然构成了对郑恩宠名誉权的侵犯并应承担责任；《解放日报》、《文汇报》在刊登上述文章时，对其行文中的众多不实之辞和侮 辱性言词，未尽到应有的核实与审查义务，同样构成对郑恩宠名誉权的侵犯；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对下属媒体所实施的侵权行为，应依法承 担责任。
众所周知，《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对国内政局有着深远影响，近年来更成为中国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其地位举足轻重；《文汇报》的发行，则主要面 向知识界，该报对人物臧否一向为人瞩目；两报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对受众有着较大的影响。上述文章发表并在各自网站发布后，经过了其他媒体和网站的转载，影 响力即侵权后果进一步放大，对郑恩宠名誉的损害程度大大加深。
本律师受托向各位公证发出本律师函，期待着你们能从新闻从业者的良知底线出发，谨守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以对事实、法律、公众和郑恩宠夫妇负责的态度，于2005年11月20日前作出明确的回复，否则我们将通过司法程序寻求救济。
所有的回复敬请寄至：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97号3层307-308室
邮政编码：100025 电话：010-85869176　　传真：010-85869163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律师：浦志强
2005年10月27日

附件2、2003年10月29日《解放日报》、《文汇报》杨金志、陈斌的署名文章：《“桂冠”背后的真相——郑恩宠其人其事》

“桂冠”背后的真相
——郑恩宠其人其事
新华社记者杨金志 解放日报记者陈斌
2003年10月2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被告人郑恩宠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法庭上，郑恩宠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随着案情的水落石出，曾经被境外一些媒体和组织别有用心地戴上“动迁维权斗士”、“反腐败英雄”、“著名大律师”等“桂冠”的郑恩宠，其真相大白于天 下：作为执业律师期间，他曾因违反律师执业纪律被停止执业半年；丢掉律师执业资格后，他违法进行有偿公民诉讼代理；一段时间以来，郑恩宠非法获取国家秘密 并非法为境外组织提供国家秘密；至于他所谓的举报官员腐败、调查“周正毅金融诈骗案”等内容，则是子虚乌有、纯属虚构。
　　所谓“著名律师”竟无律师执照
　 　郑恩宠对“著名大律师”这一“桂冠”得意洋洋，也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其实，在人才济济的上海，郑恩宠本是无名之辈，只是因他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 被公安机关逮捕、经众多新闻媒体曝光才得以“扬名”。知晓实情的人士都知道，郑恩宠是申城律师界违法乱纪且屡教不改的败类：他自称“精通法律”却知法犯 法，自称“为民请命”却巧立名目索取费用，自称“反不正之风”却自身道德败坏。
　　早在上海天山内衣厂当工人期间，郑恩宠就因违反劳动纪律、长期 无故旷工而被工厂除名。1993年10月起，他先后在上海数家律师事务所任专职律师。1996年7月，郑恩宠在精诚律师事务所执业期间，因擅自编印、散发 非法小册子误导群众，被虹口区司法局律师惩戒委员会处以停止执业6个月的处罚。
　　2001年3月7日，郑恩宠与四维律师事务所解除了聘用关系， 不久又打算与敏鉴律师事务所签订聘用律师合同，期限为3年。敏鉴所向上海市黄浦区司法局报送了郑的转所申请材料，黄浦区司法局根据《律师法》关于“律师应 当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的规定，经审核后认为，律师与事务所解除聘用合同后，就不再具备执业律师的身份，郑要求在敏鉴 所执业的行为，不适用“转所”规定，而应当申请“重新执业”，遂于3月29日签署了“不同意接收”的书面意见，并在4月6日将申报材料退回，同时将审核意 见和具体理由通知了敏鉴所。
　　郑恩宠明知黄浦区司法局这一决定是根据《律师法》的规定作出的，却表示不服。一方面，他以司法部、上海市司法局和 黄浦区司法局为被告，连续提起7起行政诉讼，结果都败诉；另一方面，他在明知自己不具备执业资格的情况下，为牟取经济利益，在住所的门外张贴“郑恩宠律 师”标识，招募人员，组织一整套班子，非法从事民事、行政和法律咨询业务。据不完全统计，自2001年3月28日至12月31日，郑恩宠接收各类案件共 213件，办理代书咨询98人次。在明知《律师法》第十四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的人员，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业务”的情况下，郑恩宠却以 “代理费”、“调查费”、“行政复议费”、“咨询费”、“代书费”、“交通费”等名义，向当事人收取各种费用约60万元。
　　大庭广众面前，郑恩 宠以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招摇撞骗；在阴暗角落里，他却从事着坑、蒙、骗的勾当。2000年11月，郑恩宠在代理陈某要求撤销徐汇区房地局作出的对其进行强 迁的行政裁决一案时，自行涂改与当事人签订的委托合同中所列委托费用金额，并据此欺骗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开出发票500元，但郑又将发票藏匿，向当事人出 具自行购买的收据，所列金额竟变成1200元，要求当事人予以支付。此类分别向律师事务所和当事人骗取及出具“阴阳发票”的手法，是郑恩宠谋取不当利益的 惯用伎俩。
　　荒唐自封“反腐英雄”
　　境外某些媒体和组织为郑恩宠编织了“反腐败英雄”的“光环”，郑恩宠也吹嘘，是他“捅出了周正毅的金融诈骗案”，并“由此揭露了高层党政官员的腐败问题”。事实果真如此吗?
　　记者通过广泛而深入的采访，可以负责任地澄清两个事实：第一，至今为止，有关纪律检查部门和司法机关从未收到过郑恩宠对周正毅问题的任何举报和起诉材料；第二，至今为止，在被审讯过程中，郑恩宠也从未向办案人员提出过他曾举报周正毅问题的事。
　　原本对“周正毅金融诈骗案”一无所知的郑恩宠为何突然对周正毅一案大感兴趣?请看郑恩宠自己的坦白交代：在知道了周正毅的问题后，“我就意识到周正毅的问题也可以炒作的，可以炒大的。周正毅事情炒大以后，我也可以将自己名气炒大，我的律师证解决就有希望了。”
　 　正是出于个人目的，善于投机的郑恩宠将自己打扮成揭发周正毅案、反腐败的“英雄”。他为了借助境外势力解决自己的律师证，将所打听到的周正毅问题的材料 全部发送给在境外的“中国人权”组织。正是在恶性膨胀的私欲驱使下，郑恩宠堕落到了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犯罪深渊。
　　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国法不容
　　2003年6月7日，上海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将郑恩宠刑事拘留。同月18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批准对其进行逮捕。经公安机关侦查和检察机关审查，8月14日，检察机关依法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依照这条法律，法庭审理没有公开进行。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5月28日，郑恩宠在住处将新华社内参刊物中一篇稿件的复印件传真给“中国人权”组织，并在复印件上亲笔注明：“新华社内参稿，望引用”。经上海市国家保密局鉴定，这一内参稿件属于秘密级国家秘密。
　 　法院认为，郑恩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即：“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 者情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 利。”郑恩宠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
　　走上犯罪道路只因私欲膨胀
　　根据郑恩宠的交代，他不顾一切地搜集国家秘密、采取火上浇油的方式加以处理并发送给境外组织，其原因有二：其一，是想通过不正当手段重新获得律师执业资格，为个人牟取私利；其二，是希望通过境外组织“扩大自己的影响”。
　 　郑恩宠自称“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人生道路本可以光明正大，他却偏偏走上一条歧途。郑恩宠曾经对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交代说：“我也是改革开放的受 益者，而且我认为自己得益的地方比其他人还要多。如果国家没有公开报考律师制度，我再有能力也不可能成为一名律师；如果国家没有建立行政诉讼制度，我也就 没有机会为公民代理诉讼，与政府部门对簿公堂，行使诉讼权利。”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有目共睹，郑恩宠本人也受益匪浅，所以他认为自己“走 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很不应该的”。但是，罪行已经犯下，任何触犯法律的人必须接受法律的惩罚。

软硬通吃与软硬不吃——我看高智晟事件

[按语]：这篇文章是应《人与人权》杂志约稿，于2006年过年期间写完的，当时距北京市公安局1月5日征求我等对“高案”的意见，不过二十几天光景。此后至今，我没就这个话题发表过任何意见。 - 浦志强 2007. 7. 22

眼看着高智晟把仅有的空间日渐打光，心急如焚但没有办法。我的感觉是，高智晟可能很快要“出事”了。我告诉警察，高某人说什么和写什么是他的权利，信不信和认可不认可是别人的事，但这不是骚扰人家的理由，因为他没有犯法。虽说并不负有“传话”使命，我还是建议高智晟“悠着点儿”以避免出事，因为那样对谁都不好。好像高对我挺客气，“我知道了”便挂断电话。放下电话我也知道了：大势已去难以挽回。

对高智晟每天一篇檄文，我没怎么看过，既没功夫也没兴趣。他与警员搞得那么僵，既不至于也没必要。听说他对2006年的估计，是共产党马上完蛋，只要把决定皈依基督教、支持法轮功、退出共产党三张王牌一打，就能聚起一两亿人气，诺贝尔和平奖和总统大位，早就虚位以待了。感觉似曾相识，八九年的广场上，我曾对邓、李、杨马上垮台的谣言深信不疑。他比较膨胀，除了郭飞雄，所有人都不在话下，丁子霖老师一瓢温水本是好意，也会遭遇口诛笔伐，至于是否觉得我等全是孬种，这我不清楚。

对高智晟的首倡绝食，我不赞成但还能尊重；对他拉别人一起玩儿接力绝食，我不赞成甚至反感；对袁红兵郭国汀等人的鼓噪，我不以为然。我赞同秦晖的话，人可以选择自己做英雄，但不能强迫别人做英雄；人可以选择自己不做英雄，但没有理由嘲笑英雄。高智晟能有今天，以袁红兵、郭国汀和范亚峰为代表的海内外人士难辞其咎：他本来想当大英雄，你们把他扔房上不给备梯子，无异于拿他当猴儿耍看着他丢人现眼，害惨了老高也害苦了别人。

对高智晟入狱后的表现，我很失望但也理解。将心比心，觉得既然没进去过，吹牛没多大说服力，谁都无权要求老高死扛，何况对自己会不会比他好没把握，所以越发不敢揽那份杀身成仁的瓷器活儿；至于那份服软撇清的声明，我相信就是高智晟的手笔，至少经过他的同意。遗憾的是，姑且不说维权无需跟谁死磕，你既然号称要死磕，那就至少得有把牢底坐穿的准备，我以为以爱老婆疼孩子为由一退了之，过于儿戏而且难以成立。

高智晟有血有肉有弱点，是个中人不是高人，对他不应过分苛责。以高智晟的缺乏积累，近年来异军突起瞬间名满天下，很难说不是唱高调的“收成”。对他寄予过高希望的同道，应当反思你们的鼓噪是否出于公心。时势造英雄，但我想说时势造出的英雄，未必能造得了时势。高智晟的很多判断缺乏常识，诸多举动像造势而非造时势，也就没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只能化身为历史事件的过客，这是他的宿命。王丹和吾尔开希等八九英雄，当年的水准也大抵如此。

至于袁红兵之流，说的比唱的好听些。历史是由英雄写的，但英雄史诗的写手未必是英雄。我不认为，以英雄史诗闻达于诸侯，写手就能厕身英雄之列，这要看他究竟几斤几两。十几年前鼓吹暴力革命，祸事临头只身落荒，把一群小兄弟全撂进监狱；几年前故伎重演，为自由而南逃澳洲，又折掉一帮官员的顶戴。子曰“一之为甚，其可再乎”，袁大人能把一件事儿做上两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的阿瞒境界，固非本人所可逆料。高智晟上袁氏的当，权当交了学费，假如周瑜打黄盖，我照样没得话说。

高智晟和郭飞雄的激进，曾给我们拉开一点空间，让我们能低头做几件小事，所以不该忘记他的努力；但他们的冒进把原有的一些空间打没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对此他们应当反思。时过境迁，让他过几天安静的服刑日子，对人对己才是忠厚的——不然的话，你们就毅然回国，自己试试看。

浦志强 2007年7月22日于北京

眼看着“中国人权”随风而去

—《原“中国人权”部分理事的公开声明》读后感

文章提交者：浦志强 加贴在 猫眼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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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生也不幸，过年了还得就着一份公开声明下饭。原以为，中国虽然没有人权，好歹有个“中国人权”硬硬的还在。但方励之、郭罗基、王丹、林培瑞等人的一纸声明，表明这个捏起来硬硬的“中国人权”，也不过是一只“人血馒头”，读来不由得失落了些。看来，面包总是会有的，不过得自己动手烤，因为蒸出来的只会是馒头。

在这些“理事”中，既有久负盛名的学者，也不乏舍生忘死的同辈，更有不少“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曾经是引领时代的旗手，影响过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当其得道之际，渴望兼济天下；会其失意之时，已先后“承桴浮于海”——毕竟可谓“誓将去女”，没向二十世纪最后一位末代皇帝称臣。圣人云“道不同不相与谋”，他们与荒腔走板儿的“中国人权”割席绝交，也在情理之中。问题在于，深陷丑闻的“中国人权”，公信力所剩无几，这幢“希望”工程，会不会就此成为豆腐渣？

政客以政党政治为己任，本身没错，但政客要讲信用要有良心，更加不错。虽然政治可能是肮脏的，但政客的内心应当是洁净的，尊重程序是起码的素养。既然“中国人权”不是政党，主席也不是政客，若想搞个政党徐图问鼎，恐怕不好拿“中国人权”的银子发粮派饷。再说，本土政治同样要靠脚踏实地付出辛苦，历史从来不象联共（布）党史教程上说的那样，树起个竿子就能招兵买马，扯出个幡儿来就有孝子贤孙捧场。拉大旗作虎皮不好，把鸡零狗碎吹成良方悬壶济世，久了会出毛病，因为鸡零狗碎不能普度众生；挂羊头卖狗肉也不好，我从一个中国土著的直觉来看，理事们批评的所谓“利益冲突”问题，恐怕真的是实有其事。

既然号称以改善人权状况为宗旨，“中国人权”自当人无分老幼，一概视如兄弟姐妹，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可也，不好只拿自己的亲兄弟当亲兄弟。至于主席坐在执委会头顶上，再把执委会凌驾于理事会之上，复以保密为由掩饰财务丑闻，用内部人控制的套路操纵表决结果，置黎民水深火热于不顾而极尽奢华，甚至乐不思蜀一坐十三年还想再过渡两年，则与江湖上最大的帮会如出一辙。上古时候，许由务光跑到山里头躲起来，恐怕是因为坐上那把交椅除了麻烦没啥好处；商朝末年，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据说是出于气节。但你一个吃苦受累的“中国人权”主席，奈何恋栈若此？莫非腾出这把用美金打造的交椅，你就不能更好的落实三个代表，就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了？还是袖里乾坤大，个中另有隐情不足为外人道呢？

做人站着简单，找个椅子坐坐就难了，因为站着说话不腰疼。除了红小兵和共青团，平生未尝混迹于任何帮会，年已不惑混得个只配两袖清风，既不必防腐也无需保鲜，本人深感侥幸。但“中国人权”丑闻反映出的问题，真有这么简单吗？

八九民运毕竟曾经凝聚了巨大的民意资源，若加以认真梳理和反思，或可为未来奠基。但事变过后，“精英”们的手足无措和趋利避害的市侩气，使得覆巢之下坐穿牢底的，大多是些飞不出去的小鸟儿，知识分子集体失信于民。面对苦难和不公，国内知识界整体失语，用操守作筹码举欣欣然跻身小康，日夜企盼的是如何从盛宴中分得一杯羹。或许是由于瞬间失压，适应了枷锁的人们集中释放了所有的丑陋，海外的“民运”虽然乏善可陈，但“组织”却多如雨后春笋，你没唱罢我就登场。如此说来，八九事变无异于华老栓腰里那几块硬硬的光洋，换来的仅仅是一屉人血馒头，既治不了病也救不了命。不知我们敢不敢承认，在逝者用一句“无所谓了”铸就的丰碑脚下，早已没人能够坦然面对了。每念及此，深感心中有愧。

理念可以触类旁通，思想能够拿来主义，但政治却是本土的，至少大洋彼岸没有多少中国政治。本土不乏题材，缺的是真想做事的人。纠集才俊组建的健力宝足球队一败涂地，已经说明此路不通，靠流亡者拼凑的政治“健力宝”，充其量只是一个牌子的运动饮料而已，光靠喝它哪能当饭吃——何况久了难免想要换换口味！

所以，面包总会有的，但要回到家里自己烤。别再蒸馒头了，权当是争口气，低下头撅着屁股做点正事儿，回报一下苦难深重的老百姓，中国的人权状况或可有望改善，“中国人权”的宗旨也才有可能实现于万一；也别再搞政治了，实在瘾大就回到自己家里来搞，起码别在万里之外拿根本就不存在的中国人权说山。但曾经沧海的你们，舍得抛却那每年三百万明晃晃的美金吗？

遭遇到如此严重的信任危机，当事者至少应当首先提出辞呈以示体面，然后再及时予以解释和澄清。而如此丑闻得以暴露，说明“中国人权”可能还是健康的，还有脱胎换骨的可能；倘若放任腐败丛生任由异己离去，前景不言自明。

需要说明的是，本人无意介入“中国人权”的是非，顶多是不再拿它当回事。假如我等是否拿它当回事儿，在人家看来根本不算回事儿，那就只好眼看着“中国人权”的幌子随风而去，罢了。

浦志强

　 2005年2月12日于北京

“六四”十八周年前夕：我在天安门广场被违法“传唤”

昨天是六月三日，距离一九八九年的那个血腥之夜，已经过去了十八个年头。跟往年一样，我带着全家再约上三五好友，在辖区内两位好心警察的陪同下，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事实上，从一九九零年六月三日起，每到这一天我都会回来默默还愿，以凭吊当年死于国难的先行者。至于为什么偏偏选择三号而不是捱到四号，是因为血腥屠杀始于三号晚上九时许，戒严部队午夜前便已完成了对广场的合围。所以在我的心目中，将八九惨案命名为“六四”，反倒不如“六三”准确。只不过，在警察陪同下还愿对我来说是头一回，估计也是最后一回，明年的今天我应该不会有机会再来了。

去年的六月三号，由于事先公布了“还愿”的行程，北京市公安局只好以违法“传唤”来搅黄了我的这桩“私事”。为避免同样的尴尬，双方从上个月起便频繁磋商。警察奉命到家里告诉我，“上边儿”希望我别去广场了，要去也最好悄悄地去，“只要你心里有，在哪儿都能还愿不是，何必搞得满城风雨呢？”我则以“上边儿”平日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一到节骨眼儿上跑来就想抱我这佛脚，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再说它又不是我的“上边儿”，就为了让它能交差，搞得我自己不痛快，这对我不太公平。既然阻止我的唯一理由，只能是再次“传唤”，而“上边儿”这回好像还没能下定决心，于是条件只能是如此达成：我不再事先公告，但必须接受警员陪同。

十八年过去了，还这么草木皆兵的“敏感”如故，缘于当事人缺乏反省和忏悔。“六四”的心结，既是我们的命门，更是和谐社会的软肋，除非消除禁忌坦诚沟通，否则谁都难以真正走出来。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参与的热情横遭窝心脚，监禁流亡“党锢”接踵而至，讨还血债和底线公道，是必须的和负责任的；对于当局而言，做了亏心事自然担心鬼叫门，一到了日子就杯弓蛇影地举措失当，这已经是本能的反应，难以自持。或许只有等到“六四”问题真正解决的那一天，历史的包袱才能最终卸下来，否则这段历史便永远都会是现实。“六四”不仅煎熬着我们，也没有放过刽子手。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前提必须是，屠夫先把自己手中的屠刀放下。

在邓小平身后的十年，台上诸公个个黑发浓密，没谁真像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隐藏在一幅幅宽边儿眼镜背后的面孔，无不透着路易十五那种“洪水滔天若等闲”的无畏和无所谓。放眼海内外昔日同道，天天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党同伐异无事生非，早就被东西方主流社会给边缘化了。但凡少了那份以天下为己任的坦荡，人自然就会沦为遗老遗少或者残渣余孽。随着对时局骤变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我愈发担心洪水滔天的那一天，或许真的是为时不远了。

抚今追昔，虽然江泽民拽着中国走进了“新时代”，但胡锦涛却无力牵引我们走出“新时代”。邓后的时局正应了“萧规曹随”这句古话，旧瓶装旧酒汤药皆不换，一代不如一代，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了。鉴往而知来，既然没谁能行看上去谁都不行，儒者惟有苦修“内圣”之道，才能做到“独善其身”以期理得心安。我常常在想，逝者无言亦无罪，不论学生、市民还是“平爆”的军警，不论是死于长街还是殁于刑场，所有的亡灵都能当得起这份微薄的祭奠与追思。这是因为，逝者无不死于国事，而“六四”悲剧是国殇和国难，忘记过去就意味着难免要重蹈覆辙。更何况，这段历史在当局极力掩饰和压制之下，至今依然是血淋淋的现实。

按照约定，我于七点四十五分进入广场，来到纪念碑西侧与家人会合。聪明的爱犬毛毛，从夫人手袋里露出了脑袋，直勾勾地看着我；儿子的目光被远处的风筝吸引，直到我为他买下一只。雨后的天空依然阴沉，广场的空气无比污浊；华灯虽已点亮，但国旗尚未落地。北侧的游客们伸长了脖子，注视着两排刺刀行礼如仪，我感到了刺鼻的血腥和肃杀。在无数职业性目光的注视下，我走到纪念碑北侧中轴线上，驻足等候友人前来聚首。除了见见要来的弟兄们，我今天还得替王丹和业师吴仁华奉上寸心，因为对此我已有承诺。或许“上边儿”担心，广场上覆盖所有角落的摄像机不足以记录“上坟”的细节，一位红衣少女始终徘徊在我的身边拍个没完。
十八年过去了，还这么草木皆兵的“敏感”如故，缘于当事人缺乏反省和忏悔。“六四”的心结，既是我们的命门，更是和谐社会的软肋，除非消除禁忌坦诚沟通，否则谁都难以真正走出来。

从这里给丁子霖蒋培坤夫妇打电话慰问哀悼，已经是我每年必须要做的事。十八年前的今天，他们失去了年仅十七岁的儿子。捷连兄弟要是还活着，应该也有三十五岁了，他本不该用这样的方式离去的。白发人送黑发人，不仅是共产党领袖作下的孽，而且也是人类的悲剧。此刻，海外的采访电话连连打进，我告诉他们，祖国此刻万马齐喑，正假装一片祥和呢。我在心里默默地对逝者说：十八年来我坚守着自己，每年的今天都来陪你们一同度过；我还想问问亡灵：你们在那边儿过得好吗？人世间没能化解的仇恨，那边儿是否已经是如烟往事，还是往事并不如烟呢？

逝者无语，但“上边儿”却早就“绷不住”了。“制服”们如坐针毡，陪同的警察示意我该走了。我告诉“热锅上的蚂蚁”们：我在等一个朋友，约好了在此见面，她已经进入广场，见面后便可离开。可惜“上边儿”的频繁擦枪，终于不慎“走火儿”。八点五十分，一辆“依维柯”停到面前，十几身儿“制服”神兵天降，脸上的紧张一览无余，一迭声地只是要求“上车”，“配合”前往“分局”接受“传唤”。我坦承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凭吊“六四”，而且我每年都来！进而要求明示传唤的理由和依据，声明并无义务接受这种“传唤”。短暂的争执和推搡，造成了围观者甚众，现场曾一度混乱。大约十分钟后，我们被拉到近在咫尺的天安门公安分局。敏感时期的天安门广场，果然布下了天罗地网，连到场五分钟的张兢兢律师，居然也未能幸免，情急之下的她一口将警察咬伤。

对我的“依法传唤”，在大约半小时之后开始。“传唤”我的是一位王姓警官，八九年事变发生时他还在念初中。跟随他一起来的，是一位去年才从中国刑警学院毕业的年轻人，那时候应该还不记事儿。给我的感觉是，这两位都不是天安门分局的警察。他们先把今晚抓人的性质，从轻定为“口头传唤”；随即询问我的目的和到广场的过程细节，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六四”是政府做出了结论的历史问题，我到天安门广场这么个“敏感”的地方，倘有任何不轨都需承担责任，他还提醒我以后要注意自己言行的分寸。

我告诉他们：“六四”发生时你们都还小，定性的问题你们不懂，所以最好别跟我谈这个；政府为很多事情做出过结论，比如反右运动和文化革命，但事后证明都错了，因而政府的结论没有当然的权威性；“六四”悲剧的真相，是政府动用军队使用坦克和机枪，血腥屠杀和平示威的市民和学生；宪法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和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政府签署了联合国的相关人权公约，所以用行政权力限制公民到广场凭吊“六四”，这个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天安门广场是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今天的北京并没有实施戒严，政府也没有发布公告禁止公民来广场，法律更没有禁止凭吊“六四”的条文。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我的行为没有违法性。所以结论只能是，你们的所谓“依法传唤”，实质上是违法行政。

我还告诉他们：发生今天的不愉快，责任只能由现场的执勤者和天安门公安分局承担，应当由你们的“上边儿”来承担。事实上，我没有做出任何与普通游客不同的举动，既没想上吊更不打算自焚，甚至连振臂一呼的想法都没有，因为“振臂一呼”的结果，只会是“警察云集”，这种做法不符合我的初衷。警方今天的过度反应表明，在应对并不存在的“突发事件”问题上水平过低，说明当局乃至胡锦涛温家宝，对于保持稳定缺乏起码的自信。我要他们转告“上边儿”：警察国家在现代社会中的形象是可耻的，乞灵于警察对社会的控制是可悲的。我希望明年的今天我再来时，现场执勤的水平要有明显的提高。虽说对今天的遭遇很恼火，我还是告诉王警官，这不会改变我倡导社会和解的立场，因为高压之下的稳定，只会造成仇恨的不断郁积，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当“传唤”接近尾声时，我反问王警官，你们发现了什么违法行为，非要如此这般地“依法传唤”我呢？他赶忙解释说，今天晚上从始至终，没人说过我有什么违法行为，但警方有权在认为需要了解有关情况时，“传唤”任何需要“传唤”的人，他只是说我有义务“配合”传唤。相视而笑之后，我说你们终于承认了，我今晚的所有行为都是不违法的了，那还费这么大劲传唤什么呢？他抓住最后的机会，表达了对我的所有看法一概不能接受的官方立场。在我的坚持下，上述对话都被记入了传唤笔录，包括他的表态性声明。我知道这份笔录，不是白写的，任何白纸黑字都会留下记录。

结束传唤走出天安门公安分局的接待室，已经是午夜十一点三十五分。天安门广场上方的天空，依然混浊血腥。六月四号上午直到此刻，我写完了上面的文字。陪同前来两位警察兄弟，看完了这届奥斯卡评出的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我买来了几十张盗版光碟放在车上，专门用来赠给我有幸与其交往的警察弟兄们。

浦志强
2007年6月4日23点40分于北京

章诒和诉新闻出版总署行政诉讼案立案经过

章诒和诉新闻出版总署行政诉讼案4月26日立案经过

4月18日，章诒和在张思之先生陪同下，前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新闻出版总署违法“禁书”案的立案材料。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七日内进行审查，期满前应当决定立案——或者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这一期限应当从4月19日起算，至4月25日已经届满。

但就像此前我们代理的戴煌先生起诉新闻出版总署违法指令撤销出版选题行为违法案一样，我们向该院的起诉再一次石沉大海，法院又在同一个地方重新跌到了。北京第二中级法院依然既没能在法律规定的七天之内决定立案，也没在七天内通知原告裁定不予受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根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向该院的上一级法院直接起诉。

4月26日下午3点40分，本人陪同章诒和先生前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提交新的起诉状。得知我们起诉的被告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值班法官先是和蔼地告诉我们，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起诉国务院部级机关应当到中级法院立案。我们解释说，我们已经于4月18日向二中院提起了诉讼，但至法定的立案审查七天期限届满，该院没有作出任何答复，所以才来高级法院直接提起诉讼。

值班法官明白我们此行的法律依据，但还是坚决地表示拒绝受理案件，他不接受我们的文件资料，也不愿意拿出材料看上一眼。他只是推心置腹地解释说，司法解释虽然规定了在这种情况下，起诉人有权直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诉讼，但这条规定的效力比不上法律，而且也缺乏可操作性。具体的原因是，目前法院接到的案件非常多，七天之内根本无法件件都作出答复，而且行政案件非比寻常，法院也处处受制于政府，老白姓告政府的案子有很多制约因素，法院不好处理。由于法官没有看案卷，所以整个交谈是在对方对案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的。

按照本人对值班法官“释法”的理解，似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这一保护当事人诉权的特别规定，完全是行不通的甚至就是骗人的。但是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法律和法律适用的原则都必须是公开的，只有这样它才能对公民和社会有引导作用；再说守法不仅仅是公民和政府该做的事，同时更重要的是法院应首先做到的，法院不可无端拒绝当事人的起诉，除非具有法定的情形。何况，我们只能按照对公开文件的正常理解行事。

北京市两级法院对章诒和诉新闻出版总署案的处理，实在令人失望。

在我们的要求下，值班法官在明确拒绝受理的态度并且不作任何收文登记的前提下，勉强留下了两套材料。我们很清楚也很酸楚：这些凝聚着我等心血和对司法机关残存期待的文字，其命运将与法官案头那些装订精美的申诉案卷一样，只能是被尘封甚至被销毁，我们的努力没有任何痕迹会留下来——因为法院拒绝得干脆至极，他们没有做收文登记！

但是即便如此，章诒和先生仍不会放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任何努力，她将用生命捍卫自己的文字。我们也期待着，昨天刚刚上任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先生能不负众望改弦更张，以负责任的态度妥善解决因邬书林悍然“禁书”所引发的风波，让这个机关能够在他的手上，从言论自由的拦路虎，变成表达自由的保护神。

附件里还有一篇章诒和先生的新作：《泪祭罗隆基》，欢迎转发。

谢谢关注。

浦志强
2007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