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郑恩宠案再致《解放日报》、《文汇报》、杨金志、陈斌等律师函

各位师友：
2007年10月25日上午，我在公证员见证下，向《解放日报》、《文汇报》及所属报业集团，以及文章作者杨金志和陈斌发出六份特快专递，要求他们就 《“桂冠”背后的真相——郑恩宠其人其事》一文损害郑恩宠名誉权问题承担责任。为便于他们回忆事情的经过，我附上了两年前的第一份律师函和四年前到那篇奇 文。
鉴于诉讼时效即将届满，而郑律师虽已出狱，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也已服满，但依然处在在上海当局的监控之下，就业、出行、通讯被严密限制，上海法院独立审案 的条件仍不具备，为避免胜诉权丧失，本人征得郑律师首肯，仍以这种方式行事。对于终将有机会伸张正义，我始终抱有信心，一旦条件允许，本案将进入诉讼程 序。
涉案文章内容失实，观点偏颇，对郑恩宠的人格多有侮辱。我认为，这篇文章对于新闻工作者，有借鉴意义，这个行业需要知道，既应对外争取自己的权利，更应对 内约束自己的行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功过是非自有公论，哪怕到地老天荒，作者难以逃避。所以，我们得帮帮他们。
如有打扰，特别致歉。
浦志强 2007年10月26日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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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师 函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解放日报》、《文汇报》暨
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杨金志、《解放日报》记者陈斌：
针对2003年10月29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刊登署名文章《“桂冠”背后的真相——郑恩宠其人其事》侵犯郑恩宠名誉权的行为，本律师受郑恩宠夫妇 的委托全权处理与各位的交涉事宜。为此，本人曾于2005年10月27日寄发特快专递，北京市第二公证处对函件寄送过程进行了证据保全。在文本公证寄出次 日，本人向各位传真发送了函件文本。关于郑恩宠及时主张权利的行为，现有律师函文本、特快专递寄发凭证、（2005）京二证字第32312-32317号 《公证书》，以及公证处存档笔录备查。只要诉讼时效还在，郑恩宠对各位的胜诉权便“硬硬的还在”。
自上次发函至今，我们一直期待各位能明辨是非，勿以善小而不为，能体面致歉以消除影响，甚至幻想能不拘形式地承认侵权以求谅解。然而令人遗憾，郑恩宠走出 提篮桥监狱已经一年有半，没收到各位哪怕私底下传递出的一丝歉意，各位仍在装聋作哑，仿佛白纸黑字的侵权事实从未发生。鉴于重新起算的诉讼时效又将届满， 为挽回报道对郑恩宠的不良影响，并为商讨赔偿事宜创造契机，本律师再次致函各位代郑恩宠主张权利，同时谋求诉讼时效再次中断。本件律师函的邮寄过程，仍将 委托公证机关进行证据保全，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函件寄发会导致时效重新计算，直到2009年10月的对应日期。
本人依然认为：各位撰写和刊发的报道之构成侵权，表现在文章内容严重失实致其名誉受损，他的社会评价因此降低，以及各位在文章中使用大量侮辱性言词，对其 的人格构成了实际贬损，亦即文章存在侮辱郑恩宠人格的内容。支持本人观点的事实是：文章称郑恩宠头上的“动迁维权斗士”、“反腐败英雄”、“著名大律师” 等“桂冠”，都是“被境外一些媒体和组织别有用心”戴上的；将郑恩宠维护拆迁户基本人权的合法执业行为，全都说成是以“谋取不当利益”为目的；将郑恩宠编 发拆迁法规的行为诬陷为“擅自编印、散发非法小册子误导群众”；文章还虚构了他在天山内衣厂“因违反劳动纪律、长期无故旷工而被工厂除名”的所谓“事 实”。不仅如此，文章还诬蔑郑恩宠在人才济济的上海“不过是无名之辈”，只是“因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被公安机关逮捕、经众多新闻媒体曝光才得以‘扬名 ’”；称他虽“自称‘精通法律’却知法犯法”，虽“自称为民请命却巧立名目索取费用”、虽“自称反不正之风却自身道德败坏”。各位在文章中，将郑恩宠刻画 成了一个“以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招摇撞骗；在阴暗角落里，却从事着坑、蒙、骗的勾当”的骗子，称他是“申城律师界违法乱纪且屡教不改的败类”。
自古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既然盛世谎言大行其道，不写假新闻就没资格做记者，也就没人有资格对各位求全责备了。按照本律师的理解，各位撰写和刊登这篇报道 时，想必有若干只可意会的苦衷，因为谁都知道在近年来的上海滩，某些话题属于令人闻之色变的敏感禁区。恰如郑恩宠从未奢望你们四年前便冒险调查当时如日中 天的陈良宇，本人今天也不曾期待你们立即挖掘已成昨日黄花的黄菊和王维功。见惯了媒体天天锦上添花，记者寻机信口雌黄，总觉得只要没过分攀附没主动投怀送 抱，除非大奸大恶或涉及大是大非，小小不严人云亦云亦无需过分苛责。但本案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有理由要求，你们至少不是必须如此刻薄地诽谤郑恩宠，哪怕是 仅仅迫于上命差遣宛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言以蔽之，即使不能不做这件“脏活儿”，你们也不是非得把“丑事”做到如此之丑！所以我们坚持认为，各位如此谋 篇布局这样遣词用语，只能说明内心过于卑劣手段太过刻毒，你们对郑恩宠太过分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郑恩宠不能容忍这件事就这样不清不楚的不了了之。
对郑恩宠维护自身权利的不懈追索，即使各位仍旧装聋作哑，都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这件事必须得有个了断。在上海法院就与郑恩宠相关案件的审判实现真正 的公正和独立前，除非他本人捍卫人格权利的立场改变，只要各位一天还没有低下头来，本人至少都会记得每隔两年便及时发函敦促一次，以保证他的诉讼时效不会 消灭！虽然各位已有的表现，已让人不再可能寄予过高期待，但我们仍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反馈。本律师尤其希望，文章的作者陈斌和杨金志两位资深记者，能反省你 们从业以来的所作所为，能明白自己今后究竟应该怎样做记者，能知道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和到底应该怎样写，能从媒体良知和新闻从业者的道德底线出发，以对事 实、法律、公众和郑恩宠夫妇负责的态度，以对自己良心、祖宗和子孙负责任的态度，正视文章构成侵权的铁的事实，尽快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刊登道歉 声明，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影响和取得郑恩宠的宽恕。
所有回复如果能有仍请寄至：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97号307室（邮政编码100025，电话010-85869176，传真号码010- 85869163）。我不希望看到各位依然保持沉默，更不希望再次得到北京市司法局的善意规劝。本律师再次忠告：任何企图通过行政当局限制被害人依法维权 和劝阻本律师依法执业的行为，只会给人民政府添堵和添麻烦，对纠纷的解决无济于事。一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若真的想让这件事走进历史，关键还要靠你们能 够把握现实。现在低头还来得及，虽然未必立地成佛，至少能发现回头是岸。
本人相信，你们在郑恩宠事件报道上的表现，将有机会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不良记录。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律师：浦志强
2007年10月25日

附件：1、2005年10月27日发出的第一份律师函：

律 师 函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解放日报》、《文汇报》暨
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杨金志先生、《解放日报》记者陈斌先生：

受郑恩宠及其夫人蒋美丽委托，本律师就《解放日报》、《文汇报》于2003年10月29日分别刊登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杨金志、《解放日报》记者陈斌撰写的 题为《“桂冠”背后的真相——郑恩宠其人其事》一文，侵害郑恩宠名誉权事宜发出本律师函，要求你们立即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 刊登道歉声明，并向郑恩宠夫妇赔偿精神损失。
2003年10月29日，《解放日报》在第2版、《文汇报》在第8版分别刊登了由《解放日报》记者陈斌和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杨金志撰写的《“桂冠”背后的 真相——郑恩宠其人其事》一文。该文在引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郑恩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案一审判决书主要内容之余，捏造事实并恶意使 用侮辱性言词贬低郑恩宠的人格，导致后者的社会评价降低，对其名誉造成了实际损害，并给其本人和亲属带来了精神痛苦。
一、报道内容严重失实，致使郑恩宠的社会评价降低。
文章作者杨金志和陈斌，以新华社记者和《解放日报》记者身份，在未对上海市拆迁诉讼状况进行起码调查的情况下，无视郑恩宠为数以百计的上海拆迁户艰难维权 的事实，撰文指称郑恩宠头上的“动迁维权斗士”、“反腐败英雄”、“著名大律师”等“桂冠”，都是“被境外一些媒体和组织别有用心”地戴上的；作者对郑恩 宠依法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正当性过于迟钝，对升斗小民在大资本重压下蒙受的苦难熟视无睹，即对其维权行为肆意歪曲，指其是为了“谋取不当利益”；作者 本应轻易了解到郑恩宠编印散发的，不过是国家和上海市有关拆迁安置的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目的是普及法律知识以便拆迁户能理性处置自身权利，却在文中以 “擅自编印、散发非法小册子误导群众”的行文混淆视听；作者本应敏锐地意识到，上海地方公安检察当局对周正毅事件的养痈成患负有失察责任，却轻率地以未曾 在上述机关见到郑恩宠有关举报文件为由，否认其人尽皆知的抗争行为；文章还称郑恩宠在上海天山内衣厂期间曾“因违反劳动纪律、长期无故旷工而被工厂除 名”，但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
二、文章有意使用了大量侮辱性言词，对郑恩宠的人格造成了贬损。
报道中使用了大量侮辱性言词，对郑 恩宠的人格进行贬损。报道称郑恩宠对头上的诸多“桂冠”“得意洋洋”，但“其实在人才济济的上海”郑恩宠“不过是无名之辈”，只是“因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 密被公安机关逮捕、经众多新闻媒体曝光才得以‘扬名’”；更有甚者，称郑恩宠是“申城律师界违法乱纪且屡教不改的败类” 、说他“自称‘精通法律’却知法犯法”，说他“自称为民请命却巧立名目索取费用”、说他“自称反不正之风却自身道德败坏”，说“大庭广众面前，郑恩宠以一 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招摇撞骗；在阴暗角落里，他却从事着坑、蒙、骗的勾当”等等。上述侮辱性言词贬损了郑恩宠的人格，损害了郑恩宠的名誉。
三、报道构成对郑恩宠名誉的损害，侵犯了郑恩宠的名誉权。
公民的名誉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我国法律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郑恩宠捍卫自身名誉的民事权利，不因其眼下在押犯的处境而有所变化。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或者文章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并造成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均属构成侵害他人 名誉权；对于因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也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桂冠”背后的真相——郑恩宠其人其事》一文的作者新华社记者 杨金志和《解放日报》记者陈斌，显然构成了对郑恩宠名誉权的侵犯并应承担责任；《解放日报》、《文汇报》在刊登上述文章时，对其行文中的众多不实之辞和侮 辱性言词，未尽到应有的核实与审查义务，同样构成对郑恩宠名誉权的侵犯；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对下属媒体所实施的侵权行为，应依法承 担责任。
众所周知，《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对国内政局有着深远影响，近年来更成为中国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其地位举足轻重；《文汇报》的发行，则主要面 向知识界，该报对人物臧否一向为人瞩目；两报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对受众有着较大的影响。上述文章发表并在各自网站发布后，经过了其他媒体和网站的转载，影 响力即侵权后果进一步放大，对郑恩宠名誉的损害程度大大加深。
本律师受托向各位公证发出本律师函，期待着你们能从新闻从业者的良知底线出发，谨守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以对事实、法律、公众和郑恩宠夫妇负责的态度，于2005年11月20日前作出明确的回复，否则我们将通过司法程序寻求救济。
所有的回复敬请寄至：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97号3层307-308室
邮政编码：100025 电话：010-85869176　　传真：010-85869163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律师：浦志强
2005年10月27日

附件2、2003年10月29日《解放日报》、《文汇报》杨金志、陈斌的署名文章：《“桂冠”背后的真相——郑恩宠其人其事》

“桂冠”背后的真相
——郑恩宠其人其事
新华社记者杨金志 解放日报记者陈斌
2003年10月2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被告人郑恩宠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法庭上，郑恩宠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随着案情的水落石出，曾经被境外一些媒体和组织别有用心地戴上“动迁维权斗士”、“反腐败英雄”、“著名大律师”等“桂冠”的郑恩宠，其真相大白于天 下：作为执业律师期间，他曾因违反律师执业纪律被停止执业半年；丢掉律师执业资格后，他违法进行有偿公民诉讼代理；一段时间以来，郑恩宠非法获取国家秘密 并非法为境外组织提供国家秘密；至于他所谓的举报官员腐败、调查“周正毅金融诈骗案”等内容，则是子虚乌有、纯属虚构。
　　所谓“著名律师”竟无律师执照
　 　郑恩宠对“著名大律师”这一“桂冠”得意洋洋，也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其实，在人才济济的上海，郑恩宠本是无名之辈，只是因他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 被公安机关逮捕、经众多新闻媒体曝光才得以“扬名”。知晓实情的人士都知道，郑恩宠是申城律师界违法乱纪且屡教不改的败类：他自称“精通法律”却知法犯 法，自称“为民请命”却巧立名目索取费用，自称“反不正之风”却自身道德败坏。
　　早在上海天山内衣厂当工人期间，郑恩宠就因违反劳动纪律、长期 无故旷工而被工厂除名。1993年10月起，他先后在上海数家律师事务所任专职律师。1996年7月，郑恩宠在精诚律师事务所执业期间，因擅自编印、散发 非法小册子误导群众，被虹口区司法局律师惩戒委员会处以停止执业6个月的处罚。
　　2001年3月7日，郑恩宠与四维律师事务所解除了聘用关系， 不久又打算与敏鉴律师事务所签订聘用律师合同，期限为3年。敏鉴所向上海市黄浦区司法局报送了郑的转所申请材料，黄浦区司法局根据《律师法》关于“律师应 当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的规定，经审核后认为，律师与事务所解除聘用合同后，就不再具备执业律师的身份，郑要求在敏鉴 所执业的行为，不适用“转所”规定，而应当申请“重新执业”，遂于3月29日签署了“不同意接收”的书面意见，并在4月6日将申报材料退回，同时将审核意 见和具体理由通知了敏鉴所。
　　郑恩宠明知黄浦区司法局这一决定是根据《律师法》的规定作出的，却表示不服。一方面，他以司法部、上海市司法局和 黄浦区司法局为被告，连续提起7起行政诉讼，结果都败诉；另一方面，他在明知自己不具备执业资格的情况下，为牟取经济利益，在住所的门外张贴“郑恩宠律 师”标识，招募人员，组织一整套班子，非法从事民事、行政和法律咨询业务。据不完全统计，自2001年3月28日至12月31日，郑恩宠接收各类案件共 213件，办理代书咨询98人次。在明知《律师法》第十四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的人员，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业务”的情况下，郑恩宠却以 “代理费”、“调查费”、“行政复议费”、“咨询费”、“代书费”、“交通费”等名义，向当事人收取各种费用约60万元。
　　大庭广众面前，郑恩 宠以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招摇撞骗；在阴暗角落里，他却从事着坑、蒙、骗的勾当。2000年11月，郑恩宠在代理陈某要求撤销徐汇区房地局作出的对其进行强 迁的行政裁决一案时，自行涂改与当事人签订的委托合同中所列委托费用金额，并据此欺骗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开出发票500元，但郑又将发票藏匿，向当事人出 具自行购买的收据，所列金额竟变成1200元，要求当事人予以支付。此类分别向律师事务所和当事人骗取及出具“阴阳发票”的手法，是郑恩宠谋取不当利益的 惯用伎俩。
　　荒唐自封“反腐英雄”
　　境外某些媒体和组织为郑恩宠编织了“反腐败英雄”的“光环”，郑恩宠也吹嘘，是他“捅出了周正毅的金融诈骗案”，并“由此揭露了高层党政官员的腐败问题”。事实果真如此吗?
　　记者通过广泛而深入的采访，可以负责任地澄清两个事实：第一，至今为止，有关纪律检查部门和司法机关从未收到过郑恩宠对周正毅问题的任何举报和起诉材料；第二，至今为止，在被审讯过程中，郑恩宠也从未向办案人员提出过他曾举报周正毅问题的事。
　　原本对“周正毅金融诈骗案”一无所知的郑恩宠为何突然对周正毅一案大感兴趣?请看郑恩宠自己的坦白交代：在知道了周正毅的问题后，“我就意识到周正毅的问题也可以炒作的，可以炒大的。周正毅事情炒大以后，我也可以将自己名气炒大，我的律师证解决就有希望了。”
　 　正是出于个人目的，善于投机的郑恩宠将自己打扮成揭发周正毅案、反腐败的“英雄”。他为了借助境外势力解决自己的律师证，将所打听到的周正毅问题的材料 全部发送给在境外的“中国人权”组织。正是在恶性膨胀的私欲驱使下，郑恩宠堕落到了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犯罪深渊。
　　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国法不容
　　2003年6月7日，上海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将郑恩宠刑事拘留。同月18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批准对其进行逮捕。经公安机关侦查和检察机关审查，8月14日，检察机关依法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依照这条法律，法庭审理没有公开进行。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5月28日，郑恩宠在住处将新华社内参刊物中一篇稿件的复印件传真给“中国人权”组织，并在复印件上亲笔注明：“新华社内参稿，望引用”。经上海市国家保密局鉴定，这一内参稿件属于秘密级国家秘密。
　 　法院认为，郑恩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即：“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 者情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 利。”郑恩宠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
　　走上犯罪道路只因私欲膨胀
　　根据郑恩宠的交代，他不顾一切地搜集国家秘密、采取火上浇油的方式加以处理并发送给境外组织，其原因有二：其一，是想通过不正当手段重新获得律师执业资格，为个人牟取私利；其二，是希望通过境外组织“扩大自己的影响”。
　 　郑恩宠自称“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人生道路本可以光明正大，他却偏偏走上一条歧途。郑恩宠曾经对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交代说：“我也是改革开放的受 益者，而且我认为自己得益的地方比其他人还要多。如果国家没有公开报考律师制度，我再有能力也不可能成为一名律师；如果国家没有建立行政诉讼制度，我也就 没有机会为公民代理诉讼，与政府部门对簿公堂，行使诉讼权利。”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有目共睹，郑恩宠本人也受益匪浅，所以他认为自己“走 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很不应该的”。但是，罪行已经犯下，任何触犯法律的人必须接受法律的惩罚。

章诒和诉新闻出版总署行政诉讼案立案经过

章诒和诉新闻出版总署行政诉讼案4月26日立案经过

4月18日，章诒和在张思之先生陪同下，前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新闻出版总署违法“禁书”案的立案材料。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七日内进行审查，期满前应当决定立案——或者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这一期限应当从4月19日起算，至4月25日已经届满。

但就像此前我们代理的戴煌先生起诉新闻出版总署违法指令撤销出版选题行为违法案一样，我们向该院的起诉再一次石沉大海，法院又在同一个地方重新跌到了。北京第二中级法院依然既没能在法律规定的七天之内决定立案，也没在七天内通知原告裁定不予受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根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向该院的上一级法院直接起诉。

4月26日下午3点40分，本人陪同章诒和先生前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提交新的起诉状。得知我们起诉的被告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值班法官先是和蔼地告诉我们，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起诉国务院部级机关应当到中级法院立案。我们解释说，我们已经于4月18日向二中院提起了诉讼，但至法定的立案审查七天期限届满，该院没有作出任何答复，所以才来高级法院直接提起诉讼。

值班法官明白我们此行的法律依据，但还是坚决地表示拒绝受理案件，他不接受我们的文件资料，也不愿意拿出材料看上一眼。他只是推心置腹地解释说，司法解释虽然规定了在这种情况下，起诉人有权直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诉讼，但这条规定的效力比不上法律，而且也缺乏可操作性。具体的原因是，目前法院接到的案件非常多，七天之内根本无法件件都作出答复，而且行政案件非比寻常，法院也处处受制于政府，老白姓告政府的案子有很多制约因素，法院不好处理。由于法官没有看案卷，所以整个交谈是在对方对案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的。

按照本人对值班法官“释法”的理解，似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这一保护当事人诉权的特别规定，完全是行不通的甚至就是骗人的。但是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法律和法律适用的原则都必须是公开的，只有这样它才能对公民和社会有引导作用；再说守法不仅仅是公民和政府该做的事，同时更重要的是法院应首先做到的，法院不可无端拒绝当事人的起诉，除非具有法定的情形。何况，我们只能按照对公开文件的正常理解行事。

北京市两级法院对章诒和诉新闻出版总署案的处理，实在令人失望。

在我们的要求下，值班法官在明确拒绝受理的态度并且不作任何收文登记的前提下，勉强留下了两套材料。我们很清楚也很酸楚：这些凝聚着我等心血和对司法机关残存期待的文字，其命运将与法官案头那些装订精美的申诉案卷一样，只能是被尘封甚至被销毁，我们的努力没有任何痕迹会留下来——因为法院拒绝得干脆至极，他们没有做收文登记！

但是即便如此，章诒和先生仍不会放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任何努力，她将用生命捍卫自己的文字。我们也期待着，昨天刚刚上任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先生能不负众望改弦更张，以负责任的态度妥善解决因邬书林悍然“禁书”所引发的风波，让这个机关能够在他的手上，从言论自由的拦路虎，变成表达自由的保护神。

附件里还有一篇章诒和先生的新作：《泪祭罗隆基》，欢迎转发。

谢谢关注。

浦志强
2007年4月26日

章诒和致高院行政起诉状

章诒和致高院行政起诉状

原告：章诒和 女1942年出生，汉族。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现已退休。
电话：010－85869176，13901008963（转）
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
法定代表人：柳斌杰 职务 署长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南大街85号
电话：010－95212800，65212700

诉讼请求：
请求判决撤销被告在2007年1月11日“出版工作专题情况通报会”上作出的查禁原告作品《伶人往事》的具体行政行为。

事实与理由：

一、被告新闻出版总署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副署长邬书林，代表该署在本状“诉讼请求”中所指“出版工作专题情况通报会”上的讲话中，指斥并断然封杀我的作品《伶人往事》在境内的出版空间，并为此处分了出版单位湖南文艺出版社。邬书林的恶劣行为，影响至为深远。
对此事实有三项证据可证：

（一）2007年第1期《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通气会纪要》。其中明示邬书林在所禁的八部书中，把《伶人往事》写作《八个京剧演员的生涯》，并且专门注明了是“章诒和作”。

（二）袁鹰《邬书林先生采访谈话纪要》。邬书林承认他的上述行为“是执行署里的决定”，而且是“必须严格执行”，“只能这么执行”，他表白“真是有苦说不出”。凡此足证，邬书林的讲话绝非个人行为，实为职务行为无疑。

（三）被告对于因其禁书而涉及的八家出版社，分别作出了处罚决定，“通报会”后已立即下达并陆续执行。

此外，本人还握有相关证人证言和其他证据，将按诉讼进程在限定举证期间向主审合议庭呈交。
上述证据说明：被告的禁书行为性质恶劣后果严重，违反了宪法关于保护公民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规定，情属违法毫无疑义。

二．如上所陈，邬书林讲话的性质是履行机关指令的职务行为，他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滥用职权的法律后果，依法应当由他所代表的机关承担法律责任。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该行为应属可诉。据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无疑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责无旁贷。

三、邬书林以本人所著《伶人往事》存在“严重政治错误”为口实，批评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的行为“闯了禁行的‘红灯’”，表示要“做出取消出版书号等处理”，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伶人往事》不能再版或加印，构成了对本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其间的利害关系十分清晰，原告的诉请有理。
在此还应说明：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条，只要当事人认为相关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或者损害了自身的合法权益，即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而本人自然是适格的原告，起诉的主体资格无可挑剔。

四、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4条的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一审诉讼。查被告新闻出版总署系国务院所属部门，其办公机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故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拥有管辖权。

2007年4月18日上午，我已前往北京第二中级法院提交立案材料，当值法官十分有礼貌地收下了起诉状和相关证据，表示是否“立案”应经“请示”后通知，但并未依照行政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签发收到证据的收据。遵照《行政诉讼法》第42条和司法解释第32条第1款的规定，该院应在此后7日内作出“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的明示。换言之，北京第二中级法院的立案审查工作至迟应于4月25日完成，并须将处理结果通知原告。

但迟至4月25日18时，法定立案审查期限已经届满，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并未通知是否受理本人的起诉，甚至延至今日，亦未作出并送达不予受理的裁定文书，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该院作为“在（收到起诉状后）7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不予受理”的立场，而且这显然是经过“请示”后的决策。该院此举，公然损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本人对此深表遗憾。

所幸，最高法院针对各地法院普遍存在的这种行为，已为保护起诉人的合法诉权作出了明确规定。查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2条第3款，在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的情形下，“起诉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或者起诉”。本人据此直接向贵院起诉，请求高级法院在受理本案后自行审理，依法纠正高级政府机关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以切实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各种权利。

对于北京市高级法院能够公正执法，本人充满期待。

此致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章诒和
委托代理人：张思之 浦志强 律师
2007年4月26日





附件：
1.本状副本1份；
2.4月18日本人提交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的起诉状1份；
3.《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新闻通气会纪要》复印件1份；
4.袁鹰：《邬书林先生采访谈话纪要》1份；
5.章诒和“禁书事件”而发表三次声明，各1份；
6.《伶人往事》一书的封面及版权页复印件1份；

戴煌起诉新闻出版署案关于依法及时立案的申请

关于依法及时立案的申请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尊敬的院长：

受原告戴煌委托，我们在其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违法指令出版社撤销选题、并损害原告民事权利的行政诉讼案中担任代理人，相关授权委托文件已于立案时提交。

2007年2月28日14时许，我们前往贵院立案大厅办理立案手续。值班法官经审查后，收下了起诉状及所附证据和委托授权手续，告知法院需经过审查方可决定是否立案，要求我们回去等候通知。在此过程中，法官未就起诉状的内容提出异议和做出任何补正指令。虽经原告代理人郑重索取，贵院仍未出具收到起诉材料的书面“收据”。

3月7日下午，法定立案审查期限届满，鉴于未接到任何通知，我们致电值班法官询问进展时才得知：本案尚须“领导研究”和“等待汇报”，法定期限届满前无法给出明确答复，甚至连“受不受理”和“出不出（不予受理的）裁定”，都要在汇报后经领导研究才能决定。值班法官要求我们再“等等”，而且只能如是。

对此，我们能够理解，但颇感困惑。

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2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经审查，应当在7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最高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2条中，也要求“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对原告的起诉进行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裁定不予受理。”

我们理解，法律和司法解释未赋予法院在收到起诉状7日后，还就是否立案问题进行“研究”的权力。司法解释第32条的规定，正是针对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各地法院审判实践中存在的“有案不收或者在法定期间既不立案也不裁定不予受理”情形，是人民法院保障原告诉权的重要措施。该条第2款还规定：若法院在收到起诉状后“7日内不能决定是否受理的，应当先予受理；受理后经审查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参见江必新所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讲座

（一）》，载《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参考》2000 年第1辑第153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我们认为：既然至今未对起诉状内容下达任何“补正”指令，贵院实应在3 月7日之前立案，如果认定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也应裁定不予受理，而不是要求原告一等再等。
尊敬的院长：

戴煌先生早年投身革命“死里逃生”，中年被划为右派“九死一生”，承蒙耀邦先生的恩泽，侥幸“劫后余生”，而今耄耋之年心力已然交瘁。他撰写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不仅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个人命运的写照，而且是今人正视历史放眼未来的重要参考文献，是这个渴望构建和谐的国度不堪回首却又必须深刻反省的前车之鉴，何况此书经过了中央编译出版社和学林出版社的公开出版，其合法性早有定论。该书选题幸被列入 2006 年作家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却在“报送审查”过程中因被告“撤销选题”的违法指令，而在旦夕间付之东流。我们认为，虽然结论尚需实体审理后方可得出，但原告的著作权受到了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损害，已是不争的事实，戴煌先生享有诉权，更是无可争议。

我们殷切地期待，贵院能切实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保障公民个人的民事权利不受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的损害。目前最要紧的，是先就立案问题早日作出裁决。
谢谢。



原告：戴煌

委托代理人：张思之 浦志强 律师
2007年3 月 8 日

代理戴煌起诉新闻出版署起诉书

代理戴煌起诉新闻出版署起诉书

行政起诉状

原告：戴煌　男 1928年2月12日出生，汉族。
身份证号码：110104192802122014
单位：新华通讯社
住址：北京市西城区佟麟阁路62号10号楼3门1104室
电话：010-85869176，13901008963转
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
法定代表人：龙新民职务 署长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南大街85号
电话：010-65212800，65212700
诉讼请求：
　　请求撤销被告《关于撤销作家出版社〈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选题的函》［图管字（2006）第403号］。

事实与理由：

　　原告系新华社前高级记者。1957年错划为右派后即“发配”到“北大荒”监督劳动，1964年后在京“劳动教养”，期满“留场就业”，1969年又被疏散到太原劳改队，1978年才重返新闻岗位，困扰半生的“右派”问题也于当年年底获得“改正”。原告备受摧残21年，妻离子散“一生九死”。

1997年，原告根据自身遭遇，撰写了《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下称《九死一生》）一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和学林出版社分别于1998年和2000年出版，海外也有其他语种的版本印行。作为一部从个人视角记录社会变迁的作品，《九死一生》已经成为世人了解和研究那段特定历史的重要文献。此一事实，世所公认。

2006年春，作家出版社决定另行出版《九死一生》。达成出版意向后，原告不顾年迈体衰，抱病进行校订和整理，漫画家丁聪先生还为新书量身配画了将近30幅插图。作家出版社在书稿的编辑工作完成后，即通过中国作协办公厅以“作办报[2006]11号函”，将选题和书稿报送被告审查。

但原告旋即得知，《九死一生》选题已被撤消，书的出版已不可能，这才知道出版计划夭折的真正原因，是该选题未通过被告的审查，被告所属图书出版管理司据此于2006年6月7日向作协办公厅下达了［图管字（2006）第403号］“函”，并已抄送了作家出版社。至今已逾八个月，原告的涉案作品未能出版，《九死一生》不幸同样命运多舛，未卜是否有缘“九死一生”。

细查被告《关于撤销作家出版社〈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选题的函》即上述[图管字（2006）第403号]文件，被告认定了作家出版社“拟出版”《九死一生》的具体计划和真实意向，却无视该书已在国内两家出版社合法出版、内容显然通过了严格审查并经核准的事实；既不对涉案作品的内容进行审核，也未具体说明理由，竟然以所谓“不宜安排出版”，专断地责令出版社“撤销此选题”。原告认为被告的上述行为于法无据毫无道理，曾致函被告要求出示“不宜”的依据，但被告至今拒不回应。

查被告指令“撤销选题”的发“函”行为，实属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该具体行政行为虽指向作协办公厅和出版社，但该项指令“撤销选题”的后果却是《九死一生》“作家版”的不能出版，因而对原告合法的民事权利，即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在内的著作权，构成了实际损害。换言之，被告的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与原告之间，已经形成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条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法释[2000]8号）第12条的规定精神，原告有权就被告的上述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依靠公正司法正确解决问题。

原告自1944年参加新四军，投身革命已六十余载。早年“死里逃生”、中年“九死一生”，复遭遇“文革”浩劫，晚年应属“劫后余生”；回首坎坷人生感触可谓良多，唯愿以点滴心得报效社会，启迪后人。《九死一生》不敢言美，但确系泣血之作。被告滥施淫威下令取消该书出版“选题”，导致不能印行，既粗暴践踏了法律，也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更无情的剥夺了大众的“历史知情权”：不予纠正，必遗后患。

现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被告的这一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以敦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此致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戴煌
2007年2月28日




附录：
1、《行政起诉状》副本1份；
2、《关于撤销作家出版社〈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选题的函》［图管字（2006）第403号］复印件1份；
3、《九死一生》封面及版权页复印件各1份。




证据、证据说明及证明事项

一、被告2006年6月7日做出的［图管字（2006）第403号］函（第1页）。
证明事项：
　　１、作家出版社“拟出版”原告作品《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２、被告责令作协办公厅通知作家出版社撤销了原告涉案作品的出版“选题”，导致涉案作品至今不能出版。
二、原告涉案作品已有版本的封面和版权页（第2-9页）
证明说明：
1、中央编译出版社已于1998出版了原告的涉案作品；
2、学林出版社已于2000年出版了原告的涉案作品；
3、中国书店已于2003年出版横泽泰夫翻译的原告涉案作品日文版；
4、香港紫罗兰书局已于2004年2月出版原告涉案作品。
证明事项：涉案作品八年来已由国外出版机构多次合法出版，此次并非首次出版，因而不存在“不宜出版”的事实。

原告：戴煌
委托代理人：浦志强 律师
2007年2月28日

开庭在即：广州“禁电”第一案情况通报

　　
2006年12月1日，广州市公安局“禁电”令正式生效，当地警方针对“违法”上路电动车用户的行政处罚随即展开，众多消费者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经销商和生产商已陷入困境。12月7日，经营电动车销售生意的叶存环女士被番禺区交警“扣车”，我们已于12月8日受托向番禺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此即广州“禁电”令生效后进入司法程序的第一件行政案件。

番禺法院于收到诉状的当天即决定立案，并送达了受理案件通知书。该院随后传票通知于12月28日进行证据交换，正式开庭定于2007年1月8日上午9点进行。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于5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和举证通知书送达被告，后者应于收到材料后10 日内提交答辩状和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非因不可抗力并经书面申请获得法院许可，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交的，应视为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此外该法还规定，行政机关及其代理人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自行收集证据。

　　被告提交了措词强硬的答辩状，但罚单上未曾援引的“禁电”通告也赫然成为执法的依据。被告指责原告对法规的理解“纯粹是断章取义”，认为原告“作为一个正常理解能力的成年人，在自己驾驶无牌且不准上路的车辆时就应该预知被交警查扣的后果”，其上路行驶属于“公然挑衅广州市公安局关于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的通告（穗公〔2006〕343）”的行为，蔑视了“国家法律的整体性和严肃性”，被告还认为，我们“光靠钻文字牛角尖和诡辩绝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我们注意到，被告提交证据材料的日期是12月26日，但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却为12月19日，这表明被告并未迟延提交证据，但法院违反了法律规定。法官的解释是，签发受理案件通知书的是立案庭，审判庭签发举证通知书日期是12月15日，正式立案时间应是12月15日而不是8日，因而该院19日送达起诉材料，既符合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的规定，也不违反受理后5日内送达起诉状副本和举证通知书的规定。我们对这种解释的合理性，并不认可。

　　我们本来以为双方会就“禁电令”的合法性问题展开辩论，但没想到番禺警方却抢先撤销了被诉行政强制措施，没料到他们紧接着又送达了一份结论相同的新罚单——“扣车”依旧。只不过同一个违法行为，已经由“自行车加载动力装置”，变成了（驾驶机动车）“未随身携带驾驶证的”及“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了。

　　12月31日下午4时许，番禺交警大队第七位警员连同所在地的居委会主任，奉命前往叶女士的店铺送达了《关于撤销公安交通管理行为行政强制措施凭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的决定书》（穗公番交[2006]012号）。“决定书”承认因现场执法民警存在笔误，决定撤销12月7日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随后又下发了新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新“通知书”中车辆牌号栏为空白，车辆类型为“电动车”，指称当事人“在大北路实施（或嫌疑有）未带驾驶证、未悬挂号牌违法行为（代号1110、1332）”，决定采取“扣留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执法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5条第1款、第90条和《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56条第5项；行政强制措施仍然是“扣车”。随行的一位女士对店铺进行了拍摄，在叶女士签收了新的处罚通知后，有两位警官就12月7日事发时情景重新作了询问笔录。

遗憾的是，番禺交警大队改正“笔误”后的新处罚，仍然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的错误，同样属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

新“通知”虽然将车辆类型定性为“电动车”，但执法的依据却全是关于机动车驾驶员的。换言之，番禺警方既认定叶女士骑的是非机动车，又认为她实施了只有机动车驾驶员才能有的违法作为。遍查新罚单的处罚依据，我们发现条文内容如下：《道路交通法》第95条第1款：“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或者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并可以依照本法第90条的规定予以处罚。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第90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而《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56条第5项：“驾驶机动车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一百元罚款：……（五）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或者未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的；……”，上述法律法规内容，无一与本案的具体情形相符。

更为荒唐的，是电动自行车既然属非机动车，公安局从未核发过行驶证和驾驶执照，番禺警方要求叶女士悬挂和出示她没有的证照，不仅是强人所难，甚至有些欺人太甚了。广州市的现状是，路面上已有几十万辆电动自行车，地方性法规也规定了这类车属于“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交管部门从未进行过牌证管理和核发驾照，不仅不能说明用户的使用行为违法，只能说明当局怠于行使法定职责。将自身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违法行为，当作其取缔电动自行车的现实依据，甚至作为对因“禁电”而蒙受损害的用户拒绝赔偿的理由，表明广州市当局在公共决策的制定方面，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迷失。

鉴于百姓对政府享有信赖利益，公民的合法消费和生存方式，无需取得行政当局的“恩准”。在没有真正满足“公开征求意见”程序性要求的情况下，广州市仓促出台取缔电动自行车的决策，显然失之草率。就本案而言，虽然警方已将被诉行政强制措施撤销，但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仍然有权坚持不撤诉，法院依法仍应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除此之外，原告还有权就番禺警方的新“罚单”，另案提起行政诉讼。目前在广州市天河、荔湾等基层法院，我们已代理其他用户提起了若干件行政诉讼案件，新的诉讼和复议个案仍在准备中，即将陆续进入程序。

目前的局面是，在广州“禁电”之后，本地电动车的销售量几乎为零，经销商、生产商已不堪重负，大量店铺倒闭众多投资转移，广州市政府即将“不战而胜”。忧虑的是，常州、沈阳等地相继出台了限制和取缔电动车的措施，深圳、西安、东莞等地政府似乎也在积极准备跟进。因而，关注电动车和摩托车的命运，也是关心你我自己的命运，关心广州电动车的命运，就是关心天下电动车用户的利益。古人云覆巢之下无完卵，可以想象，假如没有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支持，苛政必将猛于虎。

目前，原告叶女士已决定把这件“禁电”第一案坚持打下去，本律师势将竭尽全力，依法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并最终谋求广州市政府收回成命。

再次深深感激各位的关注。

浦志强 2007年1月7日 于广州

《中国农民调查》作者被诉案进展情况的说明

《中国农民调查》作者被诉案进展情况的说明

浦志强

陈桂棣夫妇被卷入诉讼以来，一直受到各界的关注和支持。某些部门在查禁作品之后，紧接着封杀了媒体对本案的关注，客观上既为盗版者提供了市场，也助了张西德一臂之力。鉴于很多朋友对案件进展十分关心，笔者作为被告代理律师，愿意就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大家作个简单交待。由于未能与陈桂棣夫妇取得联系，因而本文所谈的仅是个人感受。
2004年12月28日，笔者提交了书面申请，指出阜阳中级法院已超过法定审限，请求钱伟光审判长及时并且独立的依法作出裁决。与此前要求追究伪证责任的申请一样，这一请求也没有得到任何答覆。但笔者相信，表面平静的背后，各种因素应当一直在发挥作用，这个并不简单的案件，已经成为检验中国司法公正独立与否的试金石。
小道消息大行其道，缘于大道不行。今年“两会”前后，被告败诉的传闻开始出现。据悉，有人在高级法院看到了阜阳中院用于请示的判决书，内容是认定三被告构成侵权，作家夫妇和出版社分别赔偿原告七万元和三万元。通常情况下，有些谣言表达了希望与期待，有些传言则反映了担忧和愤懑，笔者认为，有关本案作者败诉的传言，显然属于后一种情况，因为民心向背早已昭然若揭。
笔者判断，传言不是空穴来风，但也存在明显纰漏。所谓请示，通常不以成文判决的形式，而是以陈述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意见或倾向性意见，并请求上级法院定夺的公文形式出现。本案兹事体大，司法要回答的不仅是两造恩怨曲直，而且是公民是否有权批评官员和制度，以及官员是否有权为此指控公民诽谤的问题。笔者认为，即使不排除有人萌生过影响司法的初衷，但本案现在的走向，早已非任何人所能左右。笔者相信，假如安徽省高级法院无权自主决定，案件甚至还有“上请”到最高法院的可能。因此，本案结论必将体现最高法院的立场。
最高法院各业务审判庭编辑出版的《审判监督与指导》丛书显示，对于疑难案件或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上下级法院之间有请示和沟通的惯例，判决将根据上级法院批复意见精神形成。虽然这种做法客观上使当事人的上诉权悬空，从而违反两审终审制的原则，但在目前地方法院司法能力参差不齐和易受地方势力干扰的背景下，很多具有前瞻性的司法原则事实上是以最高法院批复的形式确立的，这些原则将对司法解释的出台和立法走向产生影响。
“查己可以知人”，笔者相信组成本案合议庭的各位法官，对是非问题和如何出判早已胸有成竹。我们感觉到，虽然面对着阜阳地方政治的诸多干扰，合议庭还是随着诉讼的进程逐渐表现出了应有的宽容和善意，但问题在于，判决倾向早已不再取决于他们的立场。笔者认为，由于现行法律规定的仅仅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本案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博弈而不是法官意志，所以他们也难。
考诸目前国内政局，虽然人权已经入宪，和谐社会待哺，但茅屋为秋风所破，民众如覆巢之卵；茅于轼的天则所已无依无靠，高校的BBS则个个凋零；郭国汀律师执照被扣，焦国标北大饭碗已砸；乡校频繁被毁，止谤之势已成，苦雨未来而凄风满楼，国人唯道路以目而已矣。金玉其外的叶公新政，败絮已然丛生。基于此，笔者认为，若本案早日出判，被告必凶多吉少，假如旷日持久，或可增加几分胜算。
作为职业律师，笔者相信在宣判之前，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何况在一审阶段，笔者和陈桂棣夫妇所能做的，只剩下听天由命了——我们已经尽力了。既然从未对胜诉有过任何幻想，此刻我们只应对命运深深感恩，毕竟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共同有机会以自己的澎湃激情，一行一行地去谱写捍卫言论自由的诗篇。对我们而言，具体结果早已被置之度外，胜固可喜，败也欣然。
倘若一审败诉，我们将依法提起上诉，所以这事儿没完，大家还需要走着瞧。
谢谢各位。

（2005年3月27日于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中心）

陈桂棣等被诉名誉权纠纷案代理词

陈桂棣等被诉名誉权纠纷案——
代 理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指派，我作为被告陈桂棣的代理人出庭应诉。虽然本案公正与否尚需通过判决结果来检验，我还是要对合议庭在庭审阶段所表现出的公正表示敬意；其次，我要对贵院在举证期限上的错误和剥夺被告举证权利的做法表示异议，对贵院在审判公开方面有失体面的若干做法表示遗憾。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张西德的名誉和临泉政府的形象，不在张西德及其手下的嘴里，而在临泉百姓的心中。我们相信，无论本案判决结果如何，临泉民众的千夫所指，早已将县委书记张西德盖棺论定，决非一场无事生非的诉讼所能左右。庭审表明，原告张西德及其手下是一个鱼肉乡里、口是心非、寡廉鲜耻的利益共同体，在一个更为神圣的法庭上，他们的身份无疑只能是被告。对于一系列以伪证干扰案件审判的无良官员，我们将在本文结尾部分提请合议庭予以惩处。

在雷延平律师书面意见的基础上，我发表补充代理意见如下，请予采纳：

一、庭审查明的事实
分析双方证据，我们确信合议庭可以认定以下事实：

1．关于农民负担过重问题。
原告证人韩永忠和马俊，以白庙镇党委书记、镇长身份，矢口否认镇一级党委政府有加码情形存在。但各方证据显示，自1991年起，行政村、乡镇和县里层层加码，农民负担沉重。经过王俊斌、王向东等人多达数十次的上访，县委在上级压力下曾有过全部清退多收款项的决定；王向东等人证明，县里的处理决定仅仅是行政村两委会（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解散并清退村级加码收费，乡镇和县里的加码至今尚未退清。这表明，张西德时代的临泉县委县政府，一直拒不执行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

农民负担的“两本帐”现实，证明张西德的临泉县委对中央减负政策一贯阳奉阴违。原告提交的1995年7月14日临泉县委、县长联席会议纪录显示，临泉存在农民负担两本账问题，即在“正式通知单外，还有非正式单。”与会者赵本金说：“有些地方群众手中两个本。”被告提交的王营村村民王洪远的缴税单据证实，为了掩盖真相，镇村政府给农民做了“两本帐”——数额大的是实际要交的税费，小的则是为对付上级检查的。当时王营村人均收入尚不足300元，但真假两本帐的数额竟相差92.45元。另据“93年1月6日临泉县委常委、县长会议记录”披露，与会者马朝军甚至认为：“现在中央精神透明度强，被一些人利用。”这表明，拒不执行中央减负政策，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是张西德时代临泉的一贯做法。

农民负担过重和各级干部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导致了社会矛盾激化，引发了诸多冲突。原告提交的《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共阜阳地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通知〉的通知》证实，当时普遍存在用统筹提留款建法庭、派出所、党建室、治安亭的现象（临泉上访农民李新文北京救助站跳楼自杀的起因，就是他赖以为生的几间破房被派出所强行征用未予补偿），存在“组织小分队、突击队或动用司法力量催收催征”和“扒粮、牵牛、拉猪用以抵交提留集资款项”的现象。被告证人王向东、王洪超证实，他们因上访“闹事”被白庙镇党委书记韩永忠等人以查帐退款为名诓到镇里，王向东被韩永忠指使打手打成重伤。1993年1月6日临泉县委、县长联席会议记录证实，关庙镇已经发生了一起因农民负担问题引发的爆炸事件，但时任关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的马俊，竟被张西德平级安排到白庙任职。这份会议纪要还证实，高塘的一个村干部对农民私设公堂；证明县委常委张兆振对待持械游行示威的农民，主张“立即拘留起来”；证明张西德承认“从根本上说，我们处理事拖拉造成矛盾激化，开始并没有发生后来发生，如果下去，还可能要发生，甚至死人。”纪委常委李长华1994年1月26日的会议记录证实，张西德在会上承认：“方法不妥善，群众反映没解决，就去抓人，再一次激化矛盾。”“县委、政府有责任，有关部门、镇政府有责任，都要认真反思，总结经验教训。”

在“四二”事件真相尚未查清的情况下（否则各位领导就无需强调查清真相了），阜阳地委书记秦德文、专员王怀忠、副书记肖作新等人，就表态坚决支持张西德和临泉县的镇压行动。秦德文甚至转述省委书记卢荣景的话说：“如果违法了，上访就放人，我们的专政工具还要它干什么。这些人打人砸车不抓还得了。”

凡此种种，结合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中诸多的罚款、牵牛、扒房、株连等“绝招儿”，说明在张西德等安徽大小官员的心目中，老百姓并非政府服务的对象，而仅仅是“衣食父母”——官府但有所需即可前去横抢，农民倘有不从便会斧钺加身！

2．关于计划生育问题
被告证人任传春证明，张西德时代的临泉城乡，弥漫着“宁要七个坟头，不要一个人头”、“宁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的叫嚣；甚至在阜阳至临泉的路旁墙壁上，至今还有“二孩必结扎、不扎就违法、违法必重罚，重罚为国家”的标语赫然在目。原告证人韦广进的证言证实，田桥乡在1995年秋季计生 “突击”活动中，曾有将鳏夫拉去结扎的怪事；王营村在突击月活动中，结婚没生育妇女要被罚款，甚至连打光棍儿也要被罚款！被告证人张绍阳证实，由于张西德实行株连政策，他这位与七旬老父相依为命的残疾人，仅有的几只羊也因邻居的超生而被抢走。
原告证据《关于田桥乡计划生育来信来访的调查报告》披露，从（1995年）9月15日起至11月17日的50天内，“据不完全统计，共作女扎手术966例，其中二女结扎262例，引产187例，流产358例，上环306例，合计征收各类款项约250万元。”“有些罚款项目毫无政策依据，纯属巧立名目，如无身份证、无结婚证、妇检条无日期、生育年龄与结婚证或户口本上不符、态度不好、骂人、干扰计生公务、说错话、结扎妇检不及时等也处以高额罚款。全乡约3000户被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和各类罚款，非计划外生育费罚款约150万元。”在田桥乡为此成立的六个工作队中，“200余人成份复杂，有无业青年，有从县城临时聘用人员，素质不高，┅┅不懂政策，方法简单，态度粗暴。”；“有的工作队赶猪、牵羊、扒粮食、砸门、破墙、扒房子、拉家具、毁坏私人物品。如北片工作队，扒粮约2.7万公斤，拉走缝纫机三部，家具两套、猪三头，扒房20多户。”
庭审表明，在张西德时代，临泉的计生“突击”活动已成为贪官污吏的摇钱树和聚宝盆，成为使农民濒临破产的灾难性事件。“有的乡村干部罚款不开票，或多收钱少开票，打白条，还有的罚收运费、汽油费。”时任临泉县计生委副主任的韩春生（即本案原告证人之一韩永忠），即有侵吞8000元计生罚款和酒后无照驾车压死一人的罪行。但这位无恶不作负案在身的酷吏，不仅逍遥法外而且官运亨通，而且至今仍任林业局副局长，李超调查报告要求对他的进行的“追查”“惩处”，在张西德的庇护下居然不了了之。

根据这份调查报告的认定，田桥乡“突击”行动过火的原因，是由于“党政联席会议动议征收款15%用于行政村计生服务室建设，35%用于工作队员工资、生活补助和举报人的奖金，50%归乡财政收入，客观上刺激了工作队成员的乱征滥罚行为。”而临泉县委政府对这次秋季计生突击活动所出现的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张西德作为县委书记，理应对所有问题承担责任。

李超等人联合调查报告证实，“白庙镇王营村村民反映今年（1995年）9月1日，县里派300人的工作队到该村突击开展计划生育清查活动和强化节育措施时，少数素质不高的工作队员违法乱纪的行为与田桥乡相似。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不属于计划生育对象的农民，巧立名目罚款，如结婚没生育的妇女及没有结婚的男性村民等。突击月活动中，白庙镇计生罚款数万元，40%留给行政村，60%被计生工作队分掉，该镇每天还要负担从社会上调来人员的工资和租车费，群众意见很大。”不难认定，这支工作队并不象原告证人刘启龙、朱占林、刘继珍、张东波等县计生委主管官员们所声称的那样的，是一支自带干粮饮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仁义之师，他们是一群明火执仗的强盗！。很显然，这些官员在无耻地作伪证。

3．关于“四二”事件真相和责任问题
1994年4月3日，白庙镇王营自然村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血腥事件。上百名全副武装的公安、武警闯入王营村，在临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品政（本案原告证人之一）的指挥下，见人就抓见人就打。庭审证明，事发当天，一人被当场吓死，事后一人被冤死，十一人当场被抓并饱受酷刑折磨（其中包括来王营走亲戚的河南中学生，无一人与“四二”事件有关）；上千人逃往河南达一月之久，回乡后也长期露宿田间地头。农民代表王俊斌等被通缉，王向东、王洪超被捕判刑。李超调查报告的结论证实，“少数干警和武警行为过激，伤害了群众的感情，部分群众目前仍有冤气，长期不能息讼罢访，给做好该村的稳定工作带来了难度。”报告认定，临泉县委、县政府都是有责任的。原告证人李品政和公安局副局长高杰当庭证实，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就是本案原告张西德。

综合分析原告提交的会议纪要、领导指示、司法判决、调查报告、建议对王向东“保释”的明传电报以及改变王俊斌等人处分的决定，体会死难者遗孀当庭下跪哭诉乞求昭雪的无比凄楚，结合村民对“四二”事件的切肤之痛，结论不言自明：

“四二”事件真相直到1994年9月26日仍未查清，警方的一面之词并未得到省地领导的认可；对“四二”事件的处理是以县为主，省地事后表示支持和协助，镇压责任主要应由张西德的县委承担；“四二”事件现有司法判决和调查结论，都是建立在警方对“人犯”和“证人”屈打成招的基础之上的；对王向东实行“保释”或“保外就医”，是各级党委政府在明知镇压错误的情况下采取的事后补救措施。

“四二”事件是发生在张西德任职临泉时期的一场悲剧，是黑恶化的基层政权与农民矛盾激化的极端表现。我们认为，当晚农民的自卫和抗暴行为具有天然合法性，张西德策划和主持镇压行动，是无耻的和有罪的。只有对“四二”事件展开中立调查，方能恢复其本来面目，只有依法追究张西德等责任人的个人责任，才能抚平和慰籍遇难者的在天之灵，为日后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4．关于张西德的口碑和个人风采
原告的一系列文件和证人证言，除证明临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并未阳奉阴违外，还想证明张西德为人谦和、理论水平高、对临泉贡献大，卸任之际未被群众围攻，证明他是临泉最好的县委书记。但事实胜于雄辩，文件只能证明张西德开过会发过文件，不能作为文件精神得到了落实的证据。更何况，文山会海夸夸其谈指点江山百无一用，本来就是历代守成之君官僚主义的表现，是腐败的变种。张西德处心积虑组织的文件，不能实现他的证明目的，反而有助于了解当年临泉政坛的黑幕。

原告证人大多是张西德暴政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他们普遍在张的手里得到提升和庇护，并且双手沾满了临泉百姓的血汗，如李品政、韩永忠和马俊；间或也有王俊斌这样当年的农民领袖，但此时他已成了贪污救灾款物和霸占公共池塘的村党支部书记和上访对象，以及若干言不由衷衣衫褴褛的农民。他们奉命证明的是，没看见张书记干坏事（孟子云君子远庖厨原本无需张书记亲历亲为），没听见张书记说狠话（比如论述“七个坟头”和“一个人头”的关系）；李品政、高杰等人视力所及没看见警察打人，刘体民、林平等狱卒没看见刑讯逼供；贺电、韦广进、戴俊民等人没看见张西德被围攻。更有甚者，秘书出身的刘全俭、彭伟、韦刚等人嘴上盛开喇叭花，当庭给我们烙出了一张书记大人勤政爱民公忠体国匠心独具的硕大画饼。但他们恰恰忘记了，从逻辑上讲，这些人没看见、没听到张西德的某些言行，只能证明他们没看见和没听见，不能证明张西德没说和没做。只要有人听见和看见了，就足以证明张说了和做了。

我们的证人任传春证明，他亲眼看见计划生育宣传车上的标语是“宁要七个坟头，不要一个人头”和“宁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他还证明他曾从田桥乡党委书记马天成出示的县委文件中，看到过这句让陈桂棣、春桃夫妇“直伸舌头”的血腥口号；王向东本人和王俊斌当年联署的控告信证实，张西德说上访群众是“胡鸟闹”，大吼“我今天就是不给你们处理！你们有本事就给我使劲闹，闹得越大我就越好处理，你们有本事到我跟前来呀！”；王向东、王洪超、张绍阳和死了丈夫的张秀英证实，张西德是最烂的县委书记；身有残疾的张绍阳因计划生育的株连政策而失去了自己的羊，他和任传春等三千人一道参与了1996年初对张西德的“围攻”，并且因打了张西德两巴掌而被公安局长闪步轩（此人现已因巨额贪贿入狱）处以三年劳动教养。在“教养”期间，张绍阳相依为命的老父亲凄惨的死去。他说他对张西德的感情是“咬他一口都不解恨”！用文人语言形容张绍阳对张西德的粗口，恐怕也只有“食肉寝皮”能稍稍契合。由于张西德在“四二”事件中的凶残，王营村妇女事后甚至用他的名字来吓唬淘气的小孩子。苛政猛于虎，张西德之谓也！

张西德请来的证人戴俊民，一位衣衫褴褛的50岁农民，在我的当庭追问下，还是咬紧牙关坚决不肯承认张西德是一位“好书记”。王向东证实，当年临泉城乡曾广为传唱的民谣是：“临泉来了个西德兔儿，撅撅的嘴大大的肚儿，先扒房子后修路，扒完房子不补助，把俺逼得没地儿住”。甚至张西德引以为荣的临泉县城市建设，我们也有证据证明，十年前被拆迁的农民至今仍未得到补偿，他们并非像张西德想象的那样“富得流油”，甚至想给他“立个碑”。西德书记的恩德，实在是罄竹难书！

张西德在庭审中的表现，表明他虽然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但确实没有多少文雅气，讲话离开稿子“跟个粗人没两样”。道理很简单，有文凭不等于有修养，识文断字也不等于有文雅气。合议庭应该看到，张西德在民事程序中携带保镖出庭，说明他对自己的社会评价之“民愤极大”心知肚明！张西德本人的文雅程度也因此可想而知！他无视法庭纪律，让人当庭散发诋毁陈桂棣的文字材料；他旁若无人的提醒证人韩永忠和朱占林应该怎么作证；他走下原告席为劳苦功高气宇轩昂的证人李品政端茶送水；他承认购买奔驰车被纪委处分的事实，但又表示一直对此耿耿于怀；看上去他不仅远比泪涟涟的张秀英们要冤，甚至比窦娥还要冤！他甚至明确表示，在知道了临泉百姓的苦难和下属的无道之后，仍然不感到丝毫抱歉和后悔；至于他和各位证人忿忿然的所谓“五短身材”问题，合议庭明鉴，陈桂棣夫妇文中以此形容张西德至多是客观描述，若以“人高马大”或“相貌堂堂”来形容五短身材的他，那才真是无中生有的“描写失实”，那才会构成对张西德名誉权的侵犯。

综上所述，庭审查明的事实是：张西德时代的临泉，农民负担确实过重；对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临泉县委县政府一直在阳奉阴违；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方面，临泉出台了一些过激的政策和口号，包括夫妇“双结扎”和“宁要七个坟头，不要一个人头”，对此张西德本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张西德是“四二”镇压行为的主谋和总指挥，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张西德对待群众的态度和处理事态的盲目性，以及当庭非同寻常的表现，说明他虽然识文断字自命不凡，但确实没有多少文雅气，跟个“粗人没两样”；考诸张西德的体态和身材，涉案作品用“五短身材”刻画他属于客观描述，不属于侮辱性语言。换言之，涉案作品所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张西德人格的内容，不构成对张西德个人名誉权的侵犯。

二、关于本案程序方面的若干瑕疵

作为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我们相信阜阳市中级法院对本案是慎重的，我们无从怀疑法院公正审理本案的初衷。但不容否认，贵院已经出现的诸多程序错误，已损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和中国司法的体面，并将导致本案违反法定程序。

1．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立案条件，法院受理本案违反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
证据规则第1条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之一，即为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我们认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需建立在可以证明事实的证据基础上。本案原告既然起诉三被告名誉侵权，即须提交支持涉案作品已构成侵权的事实证据。鉴于作家撰写作品和出版社发行期刊的行为本身，既不具有违法性，也不属于侵权行为。因此，原告仅有刊发涉案作品的《当代》杂志，尚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换言之，阜阳中级法院受理本案违反了法律和证据规则的规定。

2．法院驳回延期举证申请并拒绝接受被告举证，是对证据规则的误解，损害了三被告诉讼权利。
证据规则第33条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鉴于三被告在收到应诉通知书后的15日内依法提起了管辖权异议，其举证期限并未如原告所谓已于2月23日届满，而是发生了法定的阻却事由。证据规则第36条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当事人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仍有困难的，可以再次提出延期申请，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显然，在本案管辖权异议终审裁定送达之后，三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起延期举证的申请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退一步讲，根据证据规则第3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三被告的延期举证申请即使被当庭驳回，但在法院组织的证据交换日当天举证，至少是应当被接受的。鉴于放弃质证权利是张西德的自主行为，法院不应在对方拒绝质证的情况下重新给予其质证机会，否则就损害了被告的合法权利。

我们认为，合议庭有权拒绝三被告延期举证申请，但他们恰恰没有理由以所谓举证期限届满为由驳回申请，因为此时举证期限尚未届满；至于法院拒绝接受被告举证，更是对被告诉讼权利的粗暴践踏，我们对此不能接受，并保留向最高人民法院和安徽高级法院进行申诉的权利。

3．“谁主张谁举证”不应被理解为“谁是作者谁举证”。
原告以“谁主张谁举证”为由，要求被告对涉案作品不构成侵权的事实承担举证义务，这是对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误解。在原告看来，既然涉案作品批评了张西德，就有义务证明张西德对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指示阳奉阴违，对农民上访所反映的问题敷衍拖拉，对“四二”事件的悲剧性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认为，原告在法律专业领域之外探讨举证责任，几乎让我们无话可说无言以对。

“谁主张谁举证”作为民事证据法的基本原则，这里的“主张”指的是诉讼主张，即原告应对其诉讼请求负有举证责任，被告对其反驳诉讼请求的主张也负有举证责任。证据规则第2条明确了这一原则，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若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其诉讼请求则应承担败诉后果。作为名誉权纠纷案件，本案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范围内的侵权案件，仍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张西德既然提出涉案作品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就有责任证明文章内容如何失实和如何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否则其诉讼请求就应当被驳回。

4．审判公开原则的要义，在于方便旁听和采访，而不是对其加以限制和剥夺。
“不能禁止新闻界报道在法庭上业已展现的事实”，这是现代普通法早就确立的准则。公开审判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2004年8月4日，最高法院院长肖扬甚至用“只有公开审判，司法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来强调其重要性。他指出，只有把审判活动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才能防止暗箱操作、幕后操作，司法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他要求各级法院实现审判的全面公开，贯彻直接诉讼、言辞诉讼和不间断诉讼原则，并欢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旁听。

根据这一原则，决定是否旁听或报道庭审过程的权利，不在法院而在公众和媒体。法院对于旁听和采访的手续安排，并非审批制意义上批准权——因为法院无权不批准！法院应当公平满足各界群众参与旁听的要求，尊重和保障旁听和报道庭审活动的权利，无权自行设定诸多前置程序。也就是说，法院既不能取消、也不能通过设定前置程序来限制某些媒体的采访。

本案证据交换阶段，法院以内部规定的形式无端剥夺公众旁听和记者采访的权利；在庭审阶段，又为境外媒体的采访设置了先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安徽高级法院取得批准的备案程序，从而导致所有的境外媒体无法公开进场采访；对于满足了条件的到场媒体，又规定不得录音、录像和拍照，甚至通过向机关干部和本院法官大量发放旁听证的行为，客观上将大批关心本案的民众拒之门外。我们认为，上述做法都是不体面的，是违反和变相违反公开审判制度的表现，这将有损中国司法的形象。

三、关于法律适用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我们援引宪法的权利条款的原因，在于本案并非一起简单的民事诉讼，而是关系到公民是否具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创作自由等宪法权利，以及掌握公权力的张西德是否有权假手司法程序追究公民对其违法失职行为的控告、检举和揭发行为。本案非同小可非比寻常。

1．现行法律原则在本案中的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根据第8条第1款规定，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纠纷，法院处理的原则是：“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我们认为，言论、出版和创作自由，乃至检举、揭发和控告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都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并非一个民事程序所能审查。作家和出版单位撰写和发表作品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谈不上侵犯原告的名誉权。

本案原告张西德始终未能举证证明，其社会评价因涉案作品的发表而有所降低。我们已经证明，张西德作为临泉县委书记，早在其任职期间就已经声名狼藉，以至于涉案作品已很难以使其名誉受到损害。官方对其顶风违纪的处分决定，报章对其不良行径的评论报道，民间口耳相传的诸多民谣，卸任之际被三千农民围攻的场面，以及被告证人王向东、王洪超、张绍阳等人的当庭表态，都说明在临泉百姓的心中，张西德早就是最坏的县委书记，他的名字甚至可以被用来恐吓幼童。我们看到，在临泉他大权独揽一手遮天，既能包庇负案在身的罪犯韩永忠逢凶化吉官运亨通，亦可违法撤换一位村委会主任；他既是所有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又是“四二”镇压事件的责任人。他当然可以欣欣然地把临泉已有的成就归功于自己，但同时也难以推卸临泉至今依然贫穷落后的责任。

从张西德本人以及出庭为其作证的李品政、刘启龙、朱占林、刘继珍、高杰、韩永忠、马俊、贺电等临泉官员对农民的态度，我们看到了张西德及其手下酷吏们视百姓为草芥的冷酷，看到了他们对于农民因自己的暴戾所蒙受的苦难，至今其犹未悔的铁石心肠。昔孟子尝谓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张西德以铁腕残民以逞，恰恰是临泉百姓报之以“食肉寝皮”的前因。面对此情此景，假如一定要陈桂棣夫妇高抬贵手，在书中把张西德写得好看一些，岂非强人所难，硬逼着这对伉俪“无中生有”地“自行捏造”吗！

因此，即使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涉案作品亦不构成对张西德名誉权的侵犯。

2．公共人物概念和实际恶意原则
名誉权纠纷案件，因其涉及个人权利与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冲突，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因而属于侵权领域中最为复杂的案件类型。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有关名誉权保护的规定存在重大缺陷。公共人物要求司法不加区分给予其与普通人“平等”的保护，已经使司法成为言论自由的杀手。时下“恶人纷纷先告状”的现实表明，对新闻出版单位和批评家滥用诉权，已经成为公共人物拒绝监督和批评的有力武器。

麦迪逊认为“是人民有权监察政府，而非政府有权监察人民。”布伦南大法官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中指出：“批评政府是公民的义务，正如行政是政府官员的义务一样。”“有关公共事务的辩论往往会包含激烈与尖刻的成分，有时甚至是对政府和官员的令人不悦的攻讦，但这种辩论应当不受束缚、活跃且完全开放。”我们认为，既然政府官员履行职务的言行受到了机关的庇护和豁免——受害者无权要求公职人员就其职务侵权行为“依法”承担与普通人相同的责任，因而从平等的角度出发，法律同样应当保护公众对于官员和机关享有哪怕是失实或者是尖刻指责的权力——除非官员能够证明批评者具备主观上的实际恶意。

所谓实际恶意，是指行为人明知事实虚假或漠视真伪地予以发表，并非我国现行法律所谓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的概念。这说明，法律对于公共人物名誉权保护的力度，应当大大弱于其对于普通人名誉的保护。在类似本案这种关乎官员操守和公共形象的诉讼中，更是应当适用名誉权的反向倾斜保护规则，从立法和司法角度侧重限制官员的诉权和胜诉权，以保护言论自由和批评的权利，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虽然张西德并非政府首脑，但他却是掌握了临泉县最高权力的“一把手”——县长必须听命于县委书记。鉴于陈桂棣夫妇对县委书记张西德的批评，是建立在批评临泉县公共政策的基础上，本案便因此具有了超乎寻常的宪法意义。按照我们心仪已久的原则，任何针对县委书记张西德角色的批评，即使存在事实出入和令人不快的侮辱性言论，除非原告证明批评者具备主观上的实际恶意，否则张西德个人不能提起诉讼，当然更不可能胜诉。更何况，法庭调查的事实早已表明，陈桂棣夫妇书中对张西德书记的描写居然句句属实，几乎毫无失真之处。

我们已经指出，涉案作品关注的是“三农”困境、基层民众的苦难和基层政权职能的异化，属于公共话题；作者撰写报告文学作品的行为不具备违法性，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和发行文学期刊的行为是其经营范围内的本职工作，同样不构成侵权；涉案作品对原告形象的刻画，不是对其私生活领域内容和特征的铺陈演绎，而是将其放在临泉县委书记的岗位上加以评述，是针对其公众形象和工作作风的描写与述评；现实生活中慈眉善目的张西德，不能抹煞临泉民众眼中凶神恶煞般的县委书记形象。庭审的过程充分证明，假如不将自然人张西德与县委书记张西德区分开来，本案的审理结果最终只能是一笔糊涂账。

在庭审过程中，我们看到，原告游刃有余地在“自然人张西德先生”和“县委书记张西德同志”这两个角色之间自由切换。我们注意到，原告从来不曾、也不可能以张西德先生的名义发号施令，无论是开会、发文件、视察工作，他都是县委书记张西德同志；但在本案的法庭上，他却始终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挺身捍卫县委书记张西德同志的名誉权！按照原告及其代理人的逻辑，任何人都可以批评县委书记，但谁都不能碰着县委书记张西德同志的一根毫毛，否则他就构成了对自然人张西德先生名誉权的侵犯！

庭审伊始，我们曾请求合议庭增加一个审理的焦点，即县委书记张西德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是否有权以个人名义就其职务行为所遭受的批评提起名誉权诉讼，但被合议庭以在理论界对此尚存争议为由拒绝。长达四天的庭审表明，双方的交锋无时无刻不围绕着这个话题展开！道理很简单，即使雄才大略如邓小平先生者，倘若他仅仅是一个“中国人民的儿子”，恐怕老人家就算在南海边画上一万个圈儿，那里也不会“奇迹般的崛起座座城”！在本案中，假如张西德不是临泉县委书记而仅仅是一名普通公民，那么他就既无力造福桑梓，更无从为祸一方——他只能上访！在此，我们不能不对合议庭的知难而退深感遗憾。

借用张西德同志的口头禅，除非首先厘清张西德先生和张西德同志之间的角色交叉问题，否则钱伟光审判长任何依法公正审理本案的高调，都只能是“胡鸟扯”！
四、结语和期待

我们认为，涉案作品所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自然人张西德人格的内容，不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犯；被告陈桂棣、吴春桃夫妇作为一对有良知的作家，通过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敏锐、执著和奉献精神，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身上所不应缺少的；面对农民的苦难、农业的困境和基层官员的诸多违法行径，他们有权利也有义务不避利害地秉笔直书。张西德原任临泉县委书记，又是现任的阜阳市政协副主席，作为掌握公权力的公共官员，属于典型的公共人物，他理应体面地接受公众的监督和批评，无权就其公职行为引发的批评提起名誉权侵权诉讼，因而其起诉和诉讼请求均应予以驳回。

我们还注意到，张西德及其证人和委托代理人，在本案庭审过程中有诸多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应予惩处。双方证据显示，张西德至少涉嫌通过检察院工作人员宋国法收买田桥乡村民任传春作伪证。在张西德的证人中，至少下列人员在庭审过程中明目张胆地提供了伪证。他们是：李品政（现任临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二镇压行动的前线指挥官）、刘全俭（时任县委办公室主任，现任阜阳市颖泉区委副书记、颖泉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刘启龙（时任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副县长，现任临泉县政协副主席）、朱占林（原任临泉县计生委主任）、彭伟（时任县委办公室秘书科长，现任临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人事局局长）、刘继珍（时任计生委副主任，现任临泉县纪委常委）、张继波（时任计生委官员，现任临泉县计生委副主任）、刘刚（现任临泉县公安局副局长）、高杰（时任交警大队大队长，四二镇压行动的直接责任人，现任临泉县公安局副局长）、王者亮（现任临泉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韩永忠（时任白庙镇党委书记，后任县计生委副主任，现任临泉县林业局副局长，在当地臭名昭著且负案在身）、马俊（先后任关庙镇和白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现任临泉县林业局副局长）、贺电（享受副科级待遇）、韦刚（现供职于阜阳市治理经济环境办公室）、王俊斌（原王营村上访代表，现任临泉县白庙镇王营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我们确信，这些人不仅自己悍然出证扰乱视听，而且他们每个人手脚都不是干净的！阜阳的形象，就是毁在这些人的手里。根据最高法院证据规则第80条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的规定，我们郑重提请合议庭对上述证人的行为依法予以制裁。

尊敬的审判长和两位审判员：法官不应满足于遵循既有立法成为判决书的生产机器。法官职业的崇高性质，决定了你们是在为整个社会制定规则，你们将在具体判决中发现和创制合乎正义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将有可能为后来的立法者提供攻玉的它山之石。我们认为，你们的判决将表明，我们的社会能否容忍批评和监督；你们的判决将表明，公共官员的私德是否应该成为独立调查与中立评论的对象；最后，你们的判决还将表明，中国司法能否在金钱、权力和地方影响的重围中，以自身的良知承载起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重任。

本案关系到公民的四项宪法权利，因为出版单位的出版自由也是宪法权利；原告的身份是公共官员，属于典型公共人物，被告夫妇的身份是作家而且是公认的良心作家，双方当事人足够典型；涉案作品的体裁属于报告文学，批评的是官员操守和公共形象，行使的是监督和批评的权利，关注的是社会公共利益。我们认为，本案有可能是迄今为止，最有可能成为中国式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一个案例，它甚至满足了成为一起世纪审判所需要的所有条件！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这个“东风”就是你们手中的司法裁判权！我们有理由期待包括贵院在内的三级中国法院，将以勇气、胆识和智慧，以在“张西德诉陈桂棣、吴春桃、人民文学出版社名誉权纠纷案”中的立场，来证明中国司法能够肩负起保护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使命！

审判长、审判员：虽非甲子日，不信东风借不来；只要努力过，不信东风唤不回！躬逢其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让我们共同因此而不朽！我们坚信，不论本案结局如何，我们所表述的理念，终将为中国法治的进步所接受！

此致
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被告：陈桂棣
委托代理人：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浦志强 律师
2004年9月6日

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专业委员会的公开信

就推荐2004年度中国宪法与人权十大新闻评选事宜

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专业委员会的公开信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
尊敬的吴革主任：

作为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的35位委员之一，我收到了您责成秘书处发来的两份文件。其一为1月12日《关于为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委员准备议案、提案代拟稿的通知》，要求每位委员至少准备一份议案或提案代拟稿；其二为1月18日《关于举行2004中国十大宪法与人权新闻评选活动的通知》（文件附后），要求委员们推荐去年发生的与主题相关的新闻事件。在国内宪法原则日益受到践踏、人权状况越发恶劣的瑟瑟寒风中，我对专业委员会诸位同仁勇于关注国内宪法与人权状况的义举深表敬意。

根据中华全国律协“2004年律发字”第65号文件精神，组建本专业委员会的目的，在于提高全国律师的宪法意识，加大律师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由于专业委员会组建时间不长，加之琐事缠身无暇他顾，本人尚不清楚诸位对目前国内宪法与人权的实际状况有何具体评价，更未能身体力行地为改善目前触目惊心的违宪暴行做过些什么。但受专业委员会两项倡议的感召，本律师郑重推荐以下事件作为2004年宪法与人权十大新闻评选活动的候选题材，如有可能，本人还将冒昧地请求将这些事件以提案形式交给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一、丁子霖、张仙玲、黄金平被拘捕事件。

十五年来，六四遇难者家属群体和平而理性的呼声一直受到压制。2004年清明节前夕，在无锡和北京，丁子霖、张仙玲、黄金平这三位不幸的母亲，分别被限制人身自由达数日之久，但具体原因至今尚不为人所知。这一事件在当时曾引起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响，并招致了众多国家对中国政府的谴责。鉴于十五年前的那场悲剧，不仅承载了无数家庭永远难以忘怀的苦难，更已成为中国社会实现和谐与稳定难以逾越的障碍，我郑重推荐，专业委员会将此列入2004年中国十大宪法与人权新闻。

二、高智晟律师致函吴邦国委员长请求关注法轮功群体权利被非法限制和剥夺事件。
以法轮功信徒为代表的社会群体的辩护权被违法剥夺，甚至与此相关的案件均被法院拒之门外，公民权利和司法尊严荡然无存。

2004年12月31日，北京市晟智律师事务所律师高智晟先生根据其执业遭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先生致函，呼吁后者关注并解决此类当事人辩护权和诉权受到非法限制和剥夺的问题。鉴于高律师公开信事件关系到数千万人的福祉，关系到二十万律师同仁的执业尊严，关系到中国司法制度的信用和体面，并且在我们所有人的身边，都曾经发生过高智晟律师所陈述的事实，我郑重推荐将这一事件入选2004中国十大宪法与人权新闻。

三、公民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等宪法权利仍然受到侵犯。

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难以否认，国内目前还没有谁可以免予恐惧的畅所欲言，言论自由这一最基本的人权甚至只能在街头巷尾才勉强得以实现，“莫谈国事”的古训还在被很多人置诸座右，“道路以目”的现状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仍然令人齿冷；难以胜数的清规戒律，已经使国内的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蒙受耻辱，对于赵紫阳先生逝世这一目前最重大的新闻题材的处理方式即为明证；公民的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至今无从谈起，2004年备受欢迎的《往事并不如烟》和《中国农民调查》等作品被禁止印行；令人尊敬的茅于轼、刘晓波等先生的作品被全面封杀；披露了孙志刚案件丑闻的著名报人喻华锋、程益忠领受到蹊跷的判决，都是其中的突出表现；类似“公民维权”网站和“一塌糊涂”网站这样的无数互联网站，仅仅因为发布过执政党不愿意看到的文字，就被毫无理由的非法关闭，杜导斌、师涛等无数知识分子也被因言治罪。考虑到上述宪法权利的实现对于华夏文明重建的重要性，我郑重推荐，专业委员会将这一组事件入选2004中国十大宪法与人权新闻。

四、公民的人身权利在2004年仍未受到法律的保护。

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先生，当年因拒绝赞成用暴力手段解决社会危机而下台，但他此后直至四天前以八十六岁高龄去世，始终处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中，没有最起码的人身自由。这无疑是对公民宪法权利的莫大侵犯；解放军总医院的蒋彦永医生，因年初上书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可能至今仍未获得完全自由；著名学者刘晓波先生，在2004年三月至六月期间，曾经被禁锢在家不能自由出入，他的电脑在2004年12月13日也被公安机关抄走至今未获归还；甚至就在此时此刻，刘晓波、张祖桦、包遵信、江棋生、曹思源、余世存等人，仅仅因为紫阳先生的去世而被堵在家中不得前往吊唁，本人也已因为19日前往赵家凭吊而受到北京市警方的两次特别“谈话”和警告。据我所知，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上述公民并无丝毫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为确保公民人生权利的不受侵犯，敦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尽早树立依法行政的起码意识，我郑重推荐上述事件入选2004中国十大宪法与人权新闻。

五、中共各级纪委系统在查处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过程中大量使用“双规”等措施违法限制公民人身权利，此举严重侵犯国家检察机关侦查犯罪的法定职责，在2004年度“依宪治国”的幌子下，这种现象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愈演愈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刑事诉讼法第18条规定：“贪污贿赂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作为职业律师，我们十分忧虑地注意到，随着反腐败日益变成一项取信于民的运动，中共各级纪委明目张胆地介入和主导对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案件的查处，在未经法定程序和取得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对涉案官员限制人身自由。众所周知，包括陈希同、成克杰、王怀忠、李纪周等人在内的众多高级党政官员，在进入检察机关法定侦查程序之前，都曾经经历过时间长短不一的“双规”阶段，他们的合法权益无疑受到了严重的侵犯，而法定机关侦查犯罪的职责也因此被尴尬地架空。这种恶劣的现象在过去一年里愈演愈烈。作为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认为哪怕是一个万人唾骂的“坏人”，也同样享有基本的人权，当法律不能保护一个罪不容诛的坏人的合法权利时，它同样也不能保护一位好人的权利——各级纪委以“双规”等违法手段查处案件的行为，无疑是明代特务政治“东厂办案”模式的现代版！为此，我郑重推荐，将这类现象列入2004中国十大宪法与人权新闻。

本人将响应专业委员会的倡议，继续总结和搜集整理符合评选活动有关新闻题材，并将陆续提供给专业委员会。本律师期待在此后一周内，能得到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就上述推荐题材能否入选的书面答复。

　　对于主任会议、秘书处工作人员和全国律协领导为捍卫中国宪法与人权已作出的艰苦努力，本律师深表敬意。需要声明的是，本人常以晚清名臣林则徐充军伊犁之际“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自勉，因而若不幸因此需要付出任何个人代价，亦将坦然面对。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浦志强　律师
2005年1月21日
　　

附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关条文：

第33条：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3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二、《关于举行2004中国十大宪法与人权新闻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位委员：

经本会主任办公会研究并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领导同意，本会初步定于2005年1月30日（星期日）下午在京举行2004中国十大宪法与人权新闻评选活动。届时本会将组织一批资深宪法与人权专家、法制日报等新闻媒体的代表以及本会部分委员盘点过去一年发生的与宪法、人权有关的重大新闻与事件，评选出2004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与人权新闻，以进一步加强宪法实施与人权保障的宣传力度，促进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请各位委员根据自己的了解和理解，在1月25日之前推荐十五条左右发生在2004年度涉及宪法与人权的有较大影响的新闻，并将电子文本发至2000lawyer@sohu.com，以便作为评选的基础。
二、请北京地区的委员务必参加2005年1月30日（星期日）下午在京举行2004中国十大宪法与人权新闻评选活动；外地委员如果愿意参会，交通和食宿费用自理，并请回复确认。有关事宜将另行通知。
特此通知。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2005年1月18日

三、《关于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准备议案、提案代拟稿的通知》

各位委员：
根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04年律发字”第65号文件精神，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的成立的目的和任务在于提高全国律师的宪法意识，加大律师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经委员会主任办公会提出并报请全国律协同意，委员会将为参加2005年3月5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委员准备议案和提案。请各位委员就国家社会发展，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人权保障，司法改革，法律完善、三农问题等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及关系国计民生等重大社会问题，每人至少准备一份议案或者提案代拟稿。议案或者提案代拟稿不限字数，但应当符合议案与提案的四个基本要求。请各位委员在2月15日前完成此项文稿，并将文稿发至：zw@zwlawyer.com 。就委员准备的提案和议案，各位委员如果已经自行联系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负责提起的，请注明该代表、委员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如果没有联系落实的，将由全国律协和本委员会负责联系。
委员会计划把各位委员的议案和提案汇编成书作为委员会的成果之一出版，书名暂定为“以人民的名义”，请各位委员务必注意把握议案和提案的质量。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2005年1月12日